殉道者苏格拉底的一生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佟欣

若我们不采用《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而去相信新中国成立后“疑古派”诸位先生的观点：死于公元前496年的少正卯并非被鲁国国相孔子以“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的理由诛杀，那么，人类历史上首位殉道者的确就是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服下一杯毒堇汁而亡的苏格拉底。

有趣的是，少正卯五大罪行中最严重的一条“顺非而泽”，意为顺着非正统甚至违背道德的方向引导思想，如同江河泛滥般散播四方，和苏格拉底被指控的“蛊惑青年”实乃如出一辙，可见无论古今中外，不能与世同调偏又忍不住去发声始终是门危险差事。

苏格拉底比少正卯还是幸运些许，少正卯先生的学说思想湮灭于历史之中，没给后人留下任何或鸣不平或觉罪有应得的余地，而苏格拉底虽然没能留下任何著作，却在门生弟子柏拉图、色诺芬等人的著作中鲜活存在。

在英国历史学家贝塔妮·休斯用奇特方式写就的苏格拉底传记《毒堇之杯》中，她这样描述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时期：“还有更多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激进思想家，许多思想甚至在被载入史册之前就被烧毁或打倒，这一时期被标榜为启蒙的黎明，但也是一个以民主的方式支持审查的时代。”

《毒堇之杯》

之所以说这本传记别开生面，写就方式奇特，是因苏格拉底独特的“甜甜圈”属性。围绕着他的人物有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伯里克利等；国家或城邦有雅典、波斯、斯巴达；题材史料丰赡充盈，虚构的有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非虚构的有史料，介乎二者之间的是柏拉图与色诺芬笔下各种形态的苏格拉底。这些东西如甜甜圈般环绕，而位居中央的核心人物苏格拉底，却是个巨大的空洞。

好在那些“甜甜圈”材料，可以清楚地勾画那诞生并杀害苏格拉底的时代与土壤，通过这些坚实笔画，苏格拉底的轮廓隐约可见，尽管依然模糊不清，但那位有史以来最具挑衅性和启发性的智者形象，终究在这里了。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卫城长长的阴影下，母亲是接生婆，父亲是石匠，一个把生命带到人世，一个给他们建房子。他呱呱坠地之时正值雅典的黄金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格拉底慢慢长大，与同龄孩子相比，这个长得不好看的小家伙有着独特而古怪的学者气质，这一点让胸无点墨的父母大为困扰，他的石匠父亲为此甚至专程赶去神庙求神谕，神谕让他放任自流，让这孩子“随心所欲去做任何事，不要约束或转移他的劲头，随他去”。

这并未缓解父亲的忧心忡忡，彼时雅典强大而民主，但民主并不等同于正确与合理，苏格拉底出生前三年，为雅典打赢希波战争，鼎定乾坤的地米斯托克利被类似全民公投的“陶片放逐法”流放，客死异乡。原因是莫须有的“因其声望太高而惧怕独裁”，因而哪怕升斗小民也知道，成为伟人哪怕什么事也没做错，同样具有风险。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绘

神谕的威力还是压过了父亲内心的波澜，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无疑对儿子大开绿灯，让其随心所欲，其直观表现就是青年苏格拉底长期混迹于雅典下城边缘片区凯拉米克斯——雅典的“红灯区”。但苏格拉底并非去寻欢作乐，而是为了在市井百态中观察生活，体悟人性。

凯拉米克斯在雅典的位置

这种说法并非为尊者讳为贤者隐，苏格拉底在凯拉米克斯结识了一些影响其毕生的人物。比如巴门尼德和芝诺师徒。巴门尼德是著名的爱利亚学派创始人，提出了著名的“存在是万物的本原”，被黑格尔视为“哲学的开端”。而他的弟子芝诺提出了著名的“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和“飞矢不动”等芝诺悖论，对哲学和数学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更是辩证法的创始人。柏拉图根据他们的见面，著有《巴门尼德篇》一书，当时19岁的苏格拉底从师徒二人处得到了很多知识与启迪。

而另一位在凯拉米克斯区结识的人物，是一个名叫斐多的没落贵族男孩，他亲身陪伴并见证了苏格拉底的死去，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斐多讲述了苏格拉底有关生死的精辟论述，让一代代后人从中吸取跨越生死界限的力量，比如痛失爱女的杨绛先生。

苏格拉底生活在女性被人恐惧和嫌恶的时代，也许正是凯拉米克斯的特点，苏格拉底对女性的态度远较其他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公正。他最终被讨厌的原因（很大程度也是被投票处死的原因）也包括敢于和女人打交道并平等交谈。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虽然流放了地米斯托克利，处死了苏格拉底，但终究有些用处，因其平等效用，雅典公民间的阶级畛域并不分明，在红灯区凯拉米克斯，石匠的儿子苏格拉底和他三教九流的朋友，与雅典精英们欢聚一堂，一同交流思想，苏格拉底的知识边界与对人性的认知亦随之扩张，美好似不会终结。

黄金时代的雅典不断扩张，与周边城邦战事近乎无日无之，公元前433年，苏格拉底入伍了，他在战事中异乎寻常的镇定勇猛，拯救了在未来和他有极亲密关系的亚西比德，后者则在著名的《会饮篇》里对战争中的苏格拉底大为赞颂。

战争带给苏格拉底的是更深的思考，他目睹了雅典野心所造成的伤亡，对扩张、帝国和财富的意义产生了疑问，进而对彼时德行的定义“勇敢、阳刚、男子气概”深表怀疑，转而将“善”的优先级排到最高。最后，他望着自己亲身救下，与自己至为亲密的美男子亚西比德，进行了至关重要的思考：

“亚西比德，各个方面都是雅典的理想化身，美丽、强壮、大胆、耽于享乐、富有魅力、温文尔雅，他是否也是文明发展缺陷的化身呢？是否代表了我们总是想要更多以及向往未曾拥有之物的冲动呢？”

战事的经历和还乡后一场瘟疫的袭击，让苏格拉底的思想基本成型，与之同步的，是雅典的由盛转衰。

此后的苏格拉底，变为我们熟悉的样貌，他日日出没于雅典市政广场，与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攀谈，运用今天我们熟知的苏格拉底反诘法，通过一连串的问题引导对方思路，推翻对方原本立论，形成对诸如正义、德行等宏大问题的新看法。苏格拉底从来不相信文字，文字是对内心想法的翻译，而翻译会有扭曲失真形式的背叛，他担心文字既不能解释自身，也无法反驳他人，如同绘画一般冷峻沉默。

苏格拉底致力于做思想的催产婆，他志在启迪他人，将思考与审视的习惯潜移默化地播散开来，不仅认识世界、谈论世界，还要改变这个世界，锻造文明。这单纯的人以为所有人都会，都愿意用清明的思路评判并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他没有意识到和他交谈是桩苦差事，他有本领让每个和他交谈的人都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这种不悦的累积，最终对苏格拉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雅典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要的是战士，而不是唱反调的人；要的是答案，而不是问题。

苏格拉底肖像

最先来的是嘲讽，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名作《云》中，把苏格拉底塑造成类似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整天研究无用之事毫不务实的“科学家”形象，更给他扣上“无赖，骗子，不爱国”的帽子。戏剧的传播效用无与伦比，之前凌乱不成体系，大多隐于心中的不满渐成声浪。

然后是雅典的至暗时刻，斯巴达攻克雅典，拆毁了卫城的城墙，城邦领袖位置易主。江河日下之时，易于迁怒，于是，苏格拉底被控“不敬神明”“信仰新神”“蛊惑青年”，在法庭上，他镇定自若，用平素的态度回答质询，阐明自我——正是雅典人不喜欢的表现。于是，公元前399年，雅典陪审员投票裁定，苏格拉底，死刑。

民主的雅典，经得起许多批评，却容不得认为民主的伟大不在于城墙、华美建筑、精良战船，而在内在灵魂的批评者。民主制度，并不需要人民变聪明，有趣的是，正是那些抗拒变聪明，认为思想启迪使人恼火的人民，投票让苏格拉底去死。

之后十四年，雅典认识到了错处，重审并改判苏格拉底无罪，处死了首告者，在凯拉米克斯为苏格拉底塑造铜像，并专门设立了一段哀悼期。文明曲折向前，而后世人们，唯有用阅读和思考去表达对这位哲人无言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