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去世，曾是“中国通”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2月2日因新冠病毒去世，享年94岁。本刊曾在2015年前往他在巴黎的家中与他做了面对面的采访，聊了聊他与中国的故事。

德斯坦曾于1974年到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他也被称为“欧盟宪法之父”和“现代欧元之父”，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建设，并推动中法友好关系发展。

文｜李菁 张星云

德斯坦在巴黎富人区福煦大道旁的家是一座独栋别墅。一进入他的家，便感觉到一股东方情调——通向内庭花园的门厅走廊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中式木桌，家中会客厅里摆着一对宋瓷瓶；二层的书房中还有两幅中国书法，德斯坦还有一个书架专门摆放着他读的中文书籍。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访问法国，德斯坦就在这幢房子里设家宴招待过邓小平。

德斯坦1926年2月出生在科布兰斯市的一个官僚家庭。也许正因为此，法国人评价他是“从城堡里走出来的人”，言谈举止带有“贵族气”。德斯坦年轻时期曾在法国军队服役，后来毕业于法国国立行政学院。1954年，29岁的德斯坦初涉政坛，担任时任总理埃德加富尔的内阁助理秘书长。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诞生，夏尔戴高乐担任总统，德斯坦成为米歇尔德勃雷总理内阁中的年轻的财政部长。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至今，德斯坦还很清楚地记得50年前戴高乐总统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场景。当时他作为法国政府中的一名年轻部长，参加了戴高乐在总统府举行的一次会议。戴高乐用较长时间介绍了中国自汉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最后宣布法国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德斯坦说，与会人员对这个宣布非常吃惊。

“虽然戴高乐对外说中法建交这一决定是他和政府内阁共同商讨做出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戴高乐在做决定时不会去询问政府内阁的意见，这不是他的方式。他总是直接、出其不意。”德斯坦说。正是当时在爱丽舍宫二层戴高乐办公室旁一间拐角的会议室里，戴高乐一人做出了中法建交的最后决定。

“戴高乐公开承认中国并决定与中国建交的那场新闻发布会，我就在现场。在他的座位后上方，是部长席，我坐在那里。现在我是那场发布会唯一在世的人了。”他感慨着回忆。1964年1月30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办新闻发布会，先后回答了记者们关于法国宪法改革、欧洲经济共同体等问题。戴高乐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便是中法关系，当时德斯坦也在场。“戴高乐用了很长时间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整段讲话他都没有看稿子，最后宣布法国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蓬皮杜任法国总统时，手下有两员大将，后来都成了法国总统，一位是德斯坦，另一位是希拉克。据德斯坦回忆：“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就是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蓬皮杜）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会见了毛泽东，他们谈到了下届法国总统的人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毛泽东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泽东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最终就像毛泽东预见的一样，德斯坦在总统大选中连闯两轮险胜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时年48岁。

就在德斯坦当选总统的第二年，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访法，成为新中国首位访问西方大国的中国领导人。当时身为总统的德斯坦，还特地设家宴招待邓小平。“你现在坐的地方便是邓小平当年坐的地方。”德斯坦微笑着说。“其实在邓小平成为国家主席之前，我就见过他。那时毛泽东还没有离世，邓小平处境比较艰难。”德斯坦回忆。

张星云 摄

在书房里两人促膝对谈，邓小平从老家四川、红军长征、新中国建国一路讲到当时的中国现状。“邓小平让我对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邓小平回国后不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爆发，紧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正是在书房中与邓小平的那次谈话，让我后来能更加理解‘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和邓小平自己的遭遇。当时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尾声，一切都在经历着艰难的转变。”也正是这次经历，让德斯坦与邓小平建立起了一段友谊。“邓小平来过两次法国，我两次都见到了他，我还曾前往位于巴黎近郊的塞纳河畔讷伊（Neuilly-sur-Seine）中国驻法使馆宅邸与邓小平共进午餐。”

1965年，仍在担任法国财政部长的德斯坦原本应该去中国出席第一届法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式。而恰巧那时戴高乐正在准备竞选连任，要求德斯坦留在法国，参加他的竞选宣传。那次原本应该是德斯坦第一次到访中国，但最终未能成行。这一等就是15年。1980年，德斯坦作为法国总统首次访华。那时法国和中国的政治格局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但对于德斯坦自己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德斯坦眼中的中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当时北京首都机场是一座很小的机场。从机场坐车前往市中心，道路两旁全是农田，水牛、篱笆，农民们在耕作。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那时的中国还处于内部封闭的经济形式，全面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基础建设和道路基本上没有现代化，中国国内航线也非常少。”

但对德斯坦来说，那趟旅行最强烈的冲击来自中文。“一路上我一个字也不认得，一句话也听不懂。一想到全球五分之一人说的语言我一窍不通，就完全不能接受。”自那时起，德斯坦决心开始学习汉语。

“自从我开始学习中文后，我就更加从容。”德斯坦说，“我之后访问中国时，还用中文做过短暂地演讲。”88岁高龄的德斯坦几乎每天都会读中文。“此外我也在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我最喜欢读有关孔子的书，现在我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本《论语》，我经常读。我认为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思想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正是因为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多了一份理解，所以就克服了某些西方政治家在观察中国问题时常有的傲慢和偏见。

张星云 摄

德斯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颇为深刻。他曾骄傲地说：“我比较了解中国的历史，而且正在研究汉、宋、明、清以及19世纪的中国史。因为19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关系最为恶劣的阶段。欧洲人不了解19世纪的中国，我想知道原因何在。既然对于我们来说，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很重要，那么，中国在过去发生了什么也同样重要。”

晚年的德斯坦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很希望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原著以消除翻译带来的偏差。70岁后，他以古稀之年开始学习中文，每晚睡觉前都要读会儿中文，还特地请了一位中文教师给他上课。有一年，德斯坦在中国参加研讨会时，用中文朗读了孔子的一段话：“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满座皆惊。

中文学习也让德斯坦从更深的层面理解中法两国的交流。“我觉得如今中法文化交流密度仍然不够，最首先的问题便是语言障碍，其次这一问题会衍生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缺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全在那些经典著作中，而在欧洲很少有人读甚至很少听说过这些典籍。从这一层面看，中法文化间的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的德斯坦已是中国的常客。“我在山西睡过热炕，去过苏杭欣赏园林，到过山东曲阜看过三孔，我像中国人一样去参观这些城市。”他颇为自豪地说，“我非常深入地参观过紫禁城，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座最重要的皇宫，那便是法国的凡尔赛和中国的紫禁城。”

1980年的那趟访华旅行中，德斯坦还去了西安，自那时起，德斯坦便真正爱上了西安，他说：“我非常喜欢西安，之后陆续又去了四五次。”德斯坦专门去了距离西安80多公里的唐乾陵，也就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他还得意于自己去过“并不是很多欧洲游客会去”的地方。接受采访时，他还能回忆起到过的颇具专业色彩的地名，令人佩服。

1981年从总统职位退下来后，德斯坦还先后担任过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法国民主联盟主席。2002年2月任欧洲制宪委员会主席，负责筹备修订欧盟第一部宪法，加之此前1978年7月他与德国时任总理施密特联合制定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计划，德斯坦因此被人称为“欧元之父”和“欧盟宪法之父”。

德斯坦始终没有间断和中国的联系，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有过很多合作。“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初识中国的时候，北京和上海之间每天也就四五趟航班。当时的中国人有想法有激情，但手上却没有专业技术。当中国人开始着手建造第一条高铁线路时，人们想到的是从法国阿尔斯通或者德国西门子获取技术。而如今我们看到中国的高铁网络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的。”

德斯坦之后的法国总统们，访华次数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增多。中法两国交流也从最初的政治外交向更多元的方面发展。“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深入，我很快明白中国近几十年所处的国际地位是不正常的。实际上，19世纪初的中国没有意识到全世界正在处于重大变革之中，当时萎靡的中国末代朝廷仍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西方国家的野蛮入侵让中国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国际地位的变化。我相信不过多时，中国将会重新回到正轨，再次成为世界强国。就像中文原本的意思一样，中国就是中心之国。”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封面图，一键下单

「马拉多纳：伟大的叛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