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乃竺

剧场制作人

我每天都会做的事有两件。一是泡茶，我喝很多茶，尤其喜欢中国台湾的高山茶，后来因为赖老师喜欢普洱，我也开始喝柑普茶。二是用餐的时候跟赖老师聊天，开场白常常是“今天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今天情况怎么样。

我们喜欢自己做饭，偶尔也叫外卖。赖老师大部分时候做西餐，佐番茄、洋葱，我喜欢做红烧类的。我们俩口味不太一样。比方说我喜欢吃翅膀，他只吃胸肉。我喜欢吃鱼，他吃鱼会怕刺。他喜欢吃酸的，吃所有东西都蘸醋，但我吃饺子是蘸酱油的，赖老师说从没听过这种吃法，人家不是都放醋嘛。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俩的性格几乎是相反的。赖老师比我细腻很多，五感敏锐，小细节他总是很快察觉。他听音乐的能力也是超乎寻常，能够听出每个演奏者的心情，常常是“你听这个层次”，我听来听去，音乐怎么还有层次？但他也没有觉得我这样子很滑稽。反倒是我可怜他，每次教我好半天，我要听很久才明白，是有这么一点意思。我没有这个天分。

但赖老师总是相信我的判断。我一向擅长看大方向，为数不多的敏感给了戏。

好的戏剧是有疗愈效果的。现场表演——一段音乐，一场舞蹈，一台戏剧——它对所有走进剧场的人，都有一种精神疗愈。我一直觉得持续的学习是人类所必需的，而学习的根本，是兴趣。戏剧是有趣味性的，它是一种“游戏”。真正懂得游戏的人，懂得如何去享受游戏、去玩乐的人，他才可以真正地活。所以松下幸之助才说，玩乐的时候一定要100%地玩乐，工作的时候才能够同等地投入。

今天还在做戏的人中，女性的比例是日渐增加的，尤其在亚洲、在华人世界。我常跟人讲，你去看世界历史，女性力量越早释放的国家越强大。现在剧场的观众有这么多是女性，有更多女性导演、剧作家踏入或留在这个行业，有更多女性议题的作品出现，是一个自然趋势，但首先要让她们有更多的平台可以被看到。也许终究有一天你不会再去注意这个导演是什么性别，TA反正就是有好作品出来。

从前因为有剧场在，每一年几乎每个月我们都在推出新戏，过去三年突然间所有工作停滞了，反而让我们安静下来，有机会重新检视自己。通常我碰到困难，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我的底线是什么。当整个剧团停了快6个月，开源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了，我们的所有动作都用在截流，精简开支。活着，就是我们的底线。

那段时间，赖老师仍然在创作，他终于得到了一段长时间的空闲，去完成他一直想做的—把他的12部剧本整理成英文，最终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

生命的不确定性本就是常态。也许有时你无意间做了某件事，某天就会听到回响。

1987年，我在印度的西北边、喜马拉雅山脚下待了半个多月，去看一些历史圣地。很多朋友到那里，欧洲人用铁皮和木头帮他们盖了些简易的房子，通电都很困难。天气很冷，第二个礼拜时我问一位朋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水，我想洗个澡或洗一下衣服，他说可以的，我马上找水给你。过了大约40分钟，远远地我看见一个女人顶着一桶水走过来。这桶水，我宝贝到又洗头又洗澡，又洗脸又洗衣服，用了好多天。后来快要离开的时候，我问那位朋友，这边的水是不是很困难？他说其实我们这边有水，只是水源在山上，每一次用水要到源头去打水下来。我就问他，如果建一条引水管需要多少钱？他说2万多美元。我又问铺一条路要多少钱，他说大概1万多美元。回到中国台北之后，我跟一些朋友讲起这段经历，我说我们能不能来募点款给他们。两三万美元就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善，对不对？

2009年我女儿出嫁，女婿是不丹人。他们要在山里举行婚礼，是附近修建得很不错的地区。参加婚礼之前，我在那边洗澡，忽然间想起来，这就是我20年前来过的地方。当年的第一根水管是我接的。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的女儿会成为受惠之人，她会在这里举行婚礼，并且后来又住了好几年。

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那桶水。它让我看到自己与世界是如何紧密地相连，听到生命因前因而来的回响。

内容监制：孙哲

策划：ELLE专题组

编辑：Sherry

本篇专栏内容来源于《世界时装之苑ELLE》四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