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圣诞节，时下有些人一说到圣诞就认为是“洋节”，一提起洋节就恨得牙根痒痒，直喊文化入侵。说这样下去中华传统文化沦亡云云——在他们看来，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好像是个自身免疫力匮乏，必须生活在无菌箱里的病人，稍有点外界文化传入就要死要活的。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非要说“文化入侵”，中国历史上，比近代严重多的“文化入侵”发生过不止一次，但今天回头看来，却对我们文明的发展无害有益。

众所周知，佛教正式传入至中国是东汉时期。据说，当时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金人，这个金人有一丈六尺那么高，项佩日轮，在他脖子以上佩戴着一个太阳般的光圈。第二天皇上把这故事说给众大臣听，有个博士傅毅说：“天竺有神名叫佛。陛下梦见的金人准是天竺的佛。”于是汉明帝派遣中郎将蔡倍、博士弟子秦景、王遵等十四人前往西天竺。这一行人中途在大月氏国遇到两个梵僧，一个叫做摄摩腾，一个叫做竺法兰。蔡倍等十八人请求摄摩腾和空法兰渡过流沙，把佛经和佛像用白马运到中国，并修建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

且不论这段传说是真是假，我估计汉明帝或其后人在引入佛教后肯定有段时间肠子都悔青了——随着佛教的推广，中国的精英群体们慢慢发现，这种宗教及其裹挟而来的印度文明实在太凶猛了，中国本土文化在对阵它时被打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差距首先反应在宗教给人的终极关怀上，中华文化自春秋战国起就是一个异常追求实际的文化，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强调人应该优先考虑现实的生活，对人死后去往何处，人生意义为何等等终极问题甚少涉及。而这种终极关怀恰巧是佛教最为拿手的。通过佛教的传播，中国的普罗大众们第一次听说了“三千世界”、“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等理论，并被其中富含的印度式的丰富的神话想象所迷住了。相比之下，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更为务实，但却只能吸收少数上层精英人群。

其次，是中国的儒学博士们发现他们在嘴炮（辩论）上，居然也说不过这些身毒来的洋鬼子。在世界各个文明中，我们不得不说，中华文明由于从一开始就崇尚“君子无争”，在辩论术上是少有研究的。思想和说理往往缺乏严谨的推理。最喜欢与人争辩的孟子，辩论手法也非常单一，说不过了就甩出一句“非禽兽而何”——说不过就骂人是禽兽，跟泼妇骂街也没啥两样。反观佛教带来的印度文化，虽然没有希腊文化那般对辩论术进行严谨的整理。但却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佛教有四种基本辨证法，第一是现量，第二是比量，第三是圣言量，第四是神通量，此外还有一种是所知量。手头的辩论工具太多了，还相对十分严谨。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僧人们跟儒士发生争论，经常是像七十二变的孙悟空遇到小怪一样进行单方面的“花式吊打”。博士大儒们遇上僧人别说的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由于辩论技术上的差距，魏晋时代文人雅士们的清谈越到后来越脱离儒学而带有佛教味。

第三，由于咱祖宗“技不如人”，佛教即便看上去也比中国当时的本土文化高大上——由于亚历山大东征到过印度，印度人早早地学会了希腊式的雕像艺术，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犍陀罗塑像风格。这种雕塑被佛教所吸收，形成了独特的佛教造像艺术。最迟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开始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开凿各种石窟。这些佛教造像给当时中国人的震撼，特别类似于今天基督教教堂建筑对中国年轻人的吸引。王公贵族们不惜重金去修筑各种石窟，而老百姓们对其则是顶礼膜拜。儒学士大夫面对这种现象毫无办法。

辉煌壮丽的龙门、敦煌、云岗石窟，今天看来都是中华文明的骄傲，想当初却有无数士大夫认为这是对外来文化投降的标志。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佛教最迟到南北朝时代在中国就极度兴盛，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的兴盛甚至一度危及了国家政权——梁朝皇帝梁武帝因为笃信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身为皇帝却甘愿到寺里给僧人干杂活、形同奴工。每次都要让朝廷花大笔的银子从寺里把他赎回来。

可以说，站在当时的那个时间节点看，士大夫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本土文化正在沦亡，要保卫文化，抵制外来文化入侵。

这方面干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他曾冒着触怒皇帝丢官的风险上过《谏迎佛骨表》，号召抵制外来宗教。今天的人读一读韩愈的理论，或许感到很新奇，里面直接指责：“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完全将这个其实传入中国已经数百年的外来文化当做洪水猛兽来抵制。

当然，大文豪说到最后也没用，皇上还是把佛骨迎来，还斥巨资修了这个。至于韩愈本人，则苦逼的被贬了。

然而今天回头看来，韩愈的担忧实现了吗？并没有。毋宁说，佛教文化的传入，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生机。正受是这次“文化入侵”的启发，后世才出现了理学和禅宗这两个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流。中华文化在这次天地大碰撞中不仅挺了过来，而且焕发了新的魅力和光彩。

正因为有了佛儒的碰撞，才产生了儒家的理学、心学和佛家的禅宗。这些思想都成了今天中华文明的标志。

事实上，纵览世界文化史，我们会发现，那些最自信、最有活力的文明，通常都会对外来文化保有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相反，对外来文化一味排斥、动辄高喊抵制，反而是一个文明走向自卑、腐朽、没落的前兆。

在这一点上，我们真该好好看看我们的东邻日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在近代以来在文化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电影的黑泽明、动漫的宫崎骏、文学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音乐的久石让。这些蛮声世界的名字撑起了今天日本文化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细想一下，这些大师当中其实大部分受了相当深刻西方影响，其所描绘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十分西式的。然而，世界因此就认为日本文化被“吞并”、消亡了吗？并没有。这些人反而撑起了日本文化新的春天。

正在热映的宫崎骏的《龙猫》，就是个非常西化的形象。但所有人却都认定这个形象属于日本。

正是兼容并包，让日本文化在近代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扩容。

日本文化在近代继续甚至加速发展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会出现类似中国人常有的“以夷变夏”式的担忧。外来文化，只要有好的就汲取，为我所用，最后改头换面搞出个“和式某某”吓原作者一大跳。而永远不放弃学习、不担心自己被改变，正是一个活力十足、底气十足的文化对外来者该有的态度。曾几何时，盛唐的中国对外来文化也有过类似的态度，只是在后来的岁月蹉跎中慢慢丢失掉了而已。

海纳百川的盛世大唐，才是中国最为文化自信的时代。

正因如此，中华文化想要迎来复兴、在未来有新的发展。借鉴、融合甚至学习外来文化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要加快步伐，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多接触外来文化才对。如果连个洋节都不敢过、看到圣诞树多了就忙不迭的喊抵制。这样的借鉴融合又怎能发生呢？想把一切洋节都赶走，把传统文化放到无菌箱里培养。这种妄想且不说能实现与否，搞成了也是在窒息中华文化。

山不辞寸土，方能成其雄。海不择细流，才可成其大。一个健康、自信的文化只要自身尚有足够的魅力，就不会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中消亡。那种认为中国人过几个洋节就会导致文化沦亡的论调，根本不是什么文化自信，反而是对中华文化杞人忧天式的自卑，是要不得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壹点号 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