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英雄黄继光》：用生命捍卫祖国尊严

第五书记

西北军区的办公地点设在兰州市内的“三爱堂”。

这里曾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张治中将军任西北军政长官期间在这里办公。张治中在部属中倡导“爱国、爱民、爱友军”，并请人在院内修建的大礼堂上题名“三爱堂”。从此“三爱堂”成为兰州乃至西北颇具盛名的地方。院内还有一栋三层小楼，一二十间房子，是办公室。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历史关头，张治中将军受命率国民政府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破裂后，他于1949年6月毅然宣布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向人民。随后，他为西北的解放特别是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爱国将领”。

兰州解放后，“三爱堂”成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的办公地。张治中将军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彭德怀主席在西安共同领导大西北的军政工作。

初进“三爱堂”，我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军区干部部的部长，3个月后又担任军区副政治委员。

10月下旬，西北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我被选为党委第五书记。

当时，西北军区党委一共有五位书记:

第一书记是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实际上彭总从1950年10月就离开西北，先是在朝鲜战场指挥志愿军作战，后来又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

这样，我这个第五书记，也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书记，主持起军区党委的全面工作。同时，我还是中共西北局委员，有时去西安参加西北局召开的会议。

我到“三爱堂”前后，相继调来军区工作的还有几位同志:

原第7军军长彭绍辉，接替阎揆要担任军区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原第7军政治委员冼恒汉，担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接替我任政治部主任;

原第4军副政治委员郭炳坤，接替我担任军区干部部部长;

原第6军政治委员张贤约，担任军区后勤部部长。

我们5个人组成中共西北军区党委常委会，共同实施对军区工作的领导。

这时的西北军区经过一番大精简，第1军又调去抗美援朝，剩下没有多少部队了，军区直接指挥的只有步兵第11师、第55师和骑兵第1师、炮兵第15师等部队。然而西北军区所辖的战区范围却不小，包括陕、甘、宁、青、新5省，人口虽然仅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面积却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还有与蒙古、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多个国家接壤的漫长的边防线。

国民党反动政权退逃到台湾以后，一直不甘心失败，企图在地处偏远的大西北建立所谓“陆上台湾”、“反共基地”。西北各地的残余匪徒也利用沙漠、戈壁、高原、草原等复杂的地形负隅顽抗，同时挑拨民族矛盾，煽动武装叛乱。经过我军的持续打击，到1952年西北各地的匪徒相继被剿灭，只剩下由号称“中华反共救国103路”司令马良和“102路”司令马元祥率领的一股匪徒。这股匪徒以反动军官、特务、惯匪、恶霸、兵痞、流氓为骨干，匪首马良、马元祥等人更是估恶不俊，屡次组织暴乱，顽固与人民为敌。他们长期流窜于甘肃、青海、四川3省边界的藏族地区，为祸一方，成为残存在大陆上、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的最后一支反动政治武装。

从1952年8月起，台湾国民党政权不时派出美制军用飞机，穿越大陆飞到西北，向这股匪徒空投特务和枪械弹药、联络器材等装备，对其进行接济，建立了指挥关系。

西北军区决心彻底剿灭这股匪徒，以开展甘、青、川边地区的工作，为帮助这一地区的藏族人民取得彻底解放、取得幸福和发展而斗争。

10月间，西北军区与西南军区联合召开作战会议，拟定了围歼的部署，并上报军委。毛泽东主席指示彭德怀副主席:“似宜批示西北军区和西北局，让敌空投装备充足，并集中兵力向夏、挑地区进攻，并让其深人占领一块地方，然后我军集中兵力包围歼击为有利。”

10月26日，彭总复电指示我们:“西北地区辽阔，粮草困难，匪聚则易歼，散则难剿。台匪空投可能引诱小股土匪向马良靠拢，因此应有意识地让匪徒向一定地区聚集。不要过早派飞机活动惊动匪徒聚集，待明春开始围剿。”

在10月下旬召开的西北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彭绍辉参谋长对剿匪工作做了具体的分析和部署。我表示完全同意，并着重指出:敌人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不甘心其失败，现在仍然从空中、陆地、海上进行骚扰破坏，在西北则不断空援马良等匪徒，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警1惕，剿匪肃特仍是全区所有机关、部队的重要任务，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与麻痹。我们不怕任何敌人，我们能够战胜任何敌人!

12月间，西北军区召开剿匪会议，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部署了全歼马良、马元祥股匪的战斗方案。随后成立了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彭绍辉和我分别担任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同时组建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着手进行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1953年3月，春暖花开之际，西北军区调集骑兵第1师、步兵第11师和甘肃、青海两个省军区独立团等部，在西南军区空军和步兵的有力配合下，向马良、马元祥匪徒发起围攻。经过整整一个冬天准备的剿匪部队，策马扬鞭，迅速出击。

剿匪部队首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匪徒采取奔袭、围歼、追歼等多种军事打击手段。在茫茫草原上，剿匪部队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风餐露宿，连续作战。担负追剿马良匪部的骑兵第1团，连续数天每人只能吃到4两粮食，不得不靠打野兽、挖野菜充饥，仍然坚决追击。指战员们提出“土匪逃到哪里就追击到哪里，不消灭土匪绝不收兵!”

这一地区在西北和全国解放后，因为地域偏僻、自然环境恶劣，我军一直没有进驻，群众对我军并不了解。

我军在军事清剿的同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族习俗，广泛宣传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当地各部落头人和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帮助，形成了从政治上瓦解残匪的强大压力。我军派出的武装工作队、随军工作团与当地有威望的上层人士、部落头人、寺院管家等共同组成了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和群众大会，揭穿匪特的反动蛊惑，宣传我党我军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群众。在剿匪斗争取得基本胜利后，各部队深入到群众中间，给群众看病，修理寺院，帮助生产，捐钱捐物救济困难群众，放映电影，开展贸易，使得藏区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才能翻身，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至5月中旬，流窜于甘青川边界的这股匪徒全部被我军歼灭。军区司令部迅速将战果做了初步统计:毙伤匪首“102路”司令马元祥、副司令马步祥、参谋长马希贤、台湾特务高尚俭以下405人，俘敌“103路”司令马良、副司令马硕清、参谋长马振中和台湾特务孟显序、程毓杰以下514名，另有“103路”支队长马二不都以下284人投降，合计1203名。同时，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两用机枪39挺、步马枪212支、冲锋枪19支、卡宾枪128支、短枪47支以及大量弹药，缴获电台10部、雷达5部、报话机2部、发电机和气象仪各一部、骡马324匹和白洋上万元。

中央和军委接到军区的剿匪战报后，随即发来电报，嘉勉剿匪部队:“此次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参加剿匪的全体同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积极作战，不顾饥饿疲劳，昼夜追击搜剿，已击毙匪首马元祥、活捉屡次叛乱之匪首马良，并将各股土匪基本消灭，获得很大胜利，甚感快慰。”来电号召参加剿匪的各部队，继续保持优良的纪律，坚决执行和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加强民族团结。

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代表西北人民，专程从西安前来慰问剿匪部队，送来慰问信和19250万元(旧)人民币的慰问金。

慰问信热情称赞剿匪部队:“你们在3个月之内全部消灭了马良等股匪，安定了社会秩序。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扫清了甘青两省地方建设上的一大障碍，而且粉碎了台湾残匪所谓建立‘陆上台湾’的梦想。”

8月下旬，西北军区在兰州再次召开剿匪会议。我代表军区剿匪指挥部党委做了总结报告，指出:我们此次全歼甘、青、川边以马良、马元祥为首的政治股匪，其胜利是重大的。今后主要由各地公安部队为骨干，组织民兵开展群众性捕捉匪特和反空降斗争，并在情况复杂地区驻守适当兵力。留驻藏区的部队和干部，仍须继续担负艰苦而光荣的任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5个方面来帮助藏族人民，推进藏区建设。

至此，西北地区自解放初期开始历时4年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