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贱民”？等级森严的清王朝，为何要废黜“贱民”阶层？

何谓“贱民”？等级森严的清王朝，为何要废黜“贱民”阶层？

导读：封建皇权社会中，基层公民分为四种，称为“四民”，分别为士、农、工、商，这乃系基层社会的基本组成，也是皇权统治之下拥有基本社会地位和生存权利的最低阶层。在“四民”之下，还生活着社会地位世代低于“四民”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即为“贱民”。

“贱民”在封建社会的社会地位极低，主要由奴婢、娼妓、皂隶（旧时衙门里的差役）、倡优（古代指从事歌舞杂戏的艺人）、乐户（中国历史上以音乐歌舞专业活动为业的贱民）、丐户（一般从事吹唱演戏、抬轿、接生、理发以及小手艺、小食品等）、堕民、疍民（连家船民）等构成，社会地位卑贱，不得报捐，不得参加科举，更不得同普通平民通婚。

清朝入关以后，由奴隶制社会发展而来的清王朝政权为了稳固皇权统治、确立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实现皇权集中，保留并发展了“贱民”制度；但随着封建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时代背景的需要，雍正、乾隆两朝逐渐废黜了“贱民”制度。

封建皇权社会中，统治阶层对于平民职业的基本分工，分为：士（学者）、农、工、商，但其次序历代有所不同。但是由于大型商贾比较富有，普通秀才往往贫困。民间的实际身份高低往往由权利与钱财的多少决定，而不是身份。

《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记载：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

“四民”乃系封建皇权社会的最基本组成，也是皇权统治所能延伸的“终端受众”。相比较于统治阶层、贵族阶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等，“四民”已经属于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群体。但在“四民”之下，还存在着一种几乎毫无社会地位可言，拥有“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之贱籍的“贱民”。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推动着中国发展，但期间也留下了诸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制约因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等级制度了。等级制度源于原始社会的后期阶段，经过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存在于整个的封建社会的历程中。所谓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把各个阶层明确的加以区分，不同的阶层享受不同的待遇，政治、经济、文化，就连日常的社会生活也有严格的区分，贱民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不受尊重的—层。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贱”乃系“受轻视，不受尊重，地位极其低下”的意思。

“贱民”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至对于奴隶制社会产生之前的远古时期，是不是有着“贱民”的区分，没有历史文献可以证明，但有很多学者认为“贱民”乃系伴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早在远古时期，“贱民”已经初现。

先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奴隶制社会为“贱民”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绝对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来源。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当时的“贱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记载：

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

这里明确说明了在战争对抗或者具体的武装争端中，“俘”的下场一般为“唯命”，也就是失去基本人身自由，对胜利者唯命是从的奴隶，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贱民”最重要的来源。

2、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儒家经典之作，专门记录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的《周礼》，这样记载：

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尔揭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稾。

这说明当时统治阶层对于处罚法律的罪犯及其家属都会处以“罪隶”、“舂稾”的惩罚手段，也就是主观改变其原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将其强行变成“贱民”。

3、另外一种来源乃系基层平民“破产”而客观拥有的“贱民”身份。

由于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的平民已入不敷出，经济实力大幅缩水，其经济水平已不能支持其继续蓄养奴隶，迫于经济的约束大批平民开始纷纷出卖自己所属的奴隶，于是奴隶，也就是“贱民”的数量又增多了。

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秦汉时期，等级身份制度随着生产力和社会性质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期的贱民，则“泛指丧失自由、被人奴役的男女”。这一时期，蓄奴之风盛行，有官、私之分，如“人奴”、“人妾”、“庐儿”等，且奴婢普遍存在，数量惊人。

“人奴”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战争频发，由此又引发了新一种“贱民”类型的出现，也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动荡而出现的兵户、杂户等特殊人群；同时，在社会动荡不安的背后，还有着封建统治阶层的沉迷声乐和醉生梦死，由此，又产生了乐户这个特殊人群。

兵户：就是世代为兵，由于战争论为低下的贱民。其特征就是低贱世袭，不能晋升，受位髙者欺压等。

杂户：由于社会的动荡，民众乱中求存逐渐相容，由此出现杂户。

乐户：音乐歌舞者，即有罪者之亲。这里的“罪者之亲”乃系“盗抢杀人者，其妻儿为乐户”的意思。

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唐朝部分令人无法理解的社会风俗和男女地位差别，反倒是让“贱民”的种类增多。客女、官户、工乐户、随身奴婢等逐渐被乃入了“贱民”的范围。此时期贱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官私之分。所谓官贱民，就是官户以及工乐户等，主要为官府劳作，其者多为被没入官府的罪犯及其后人。所谓私者，即私家大院，贱民为之劳作，主要来源于私家大院的贱民及其后代，包括客女，部曲等等。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各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因此出现了所谓的雇佣劳动力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频频出现，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逐步摆脱了之前身上所谓的贱民一层的含义，开始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比如说土地。贱民的地位提高的同时，地主阶级的利益也随之提高，使之双方受益，由此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即雇佣工人。这一现象在宋元时期表现的更为突出。

当时这里的“雇佣工人”和现今社会的这一群体有着本质区别，其虽然摆脱了“贱民”的称呼，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贱民”阶层。

进入清朝以后，在八旗制度、部分奴隶制度的影响下，清朝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和坚持自身的民族优势和皇权统治，并根据“清承明制”的原则，将“贱民”制度“很好”的承继了下来，并对其予以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清朝贱民形象

当时，随着清王朝的发展，“贱民”制度逐渐呈现出其不被社会所容、不被时代所容的状态。对于清朝时期而言，废除“贱民”制度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和稳定等，其中经济和政治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下面，我们就以清朝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影响出发，从经济、政治等方面予以明确说明“贱民”制度被废黜的原因所在。

01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一项制度的废立必然有着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贱民”制度作为几乎和传统文明同时发展而来的制度，清朝统治阶层绝对将其废黜以必然有着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清朝初期，统治者急于夸大税收，来增加自己国库的收支，为了更好地去管理社会，掌控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清朝统治阶层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去扩大兵力维护自己的江山。再次具体要求下，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对于“摊丁入亩”制度的执行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也为“贱民”制度的废黜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经济要素。

1、“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对于“贱民”制度的巨大影响

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的废除。

雍正皇帝登基后，在康熙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将“摊丁入亩”制度顺应时代发展和皇权统治的需要而推出施行。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适应其政策能有效安稳的实施，另一方面也为了增加国库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政府统治人民的力度，使得土地与劳动力实现了部分程度的休养生息。

农民压榨减轻，数量略微增加，缓和了旧的按丁征税政策的弊端，为曰后贱民的废除埋下伏笔。

《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

出旗为民，另记档案人等，凡契买民地，并开垦地亩，系伊本身田产，应遵旨准其带往为业。

这里的“出旗为民”即为对“八旗贱民”的废黜，而其中“准其带田产前往”的规定则是为了顺应“摊丁入亩”的制度规定，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所必需的手段之一。

2、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促进了“贱民”制度的废黜

清朝时期康乾盛世期间，清朝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阶段，经济稳定前进，人民安居乐业，商品经济也是得到前所未有的跨步发展。

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僚地主、奴隶主纷纷参与到经济模式中去追求自己的私立，说白了就是追求金钱名利，只是这些上层阶级数量是有限的，要获得更多的经济牟利必然要充分自己有利的位置，就是利用手中现成的贱民阶层去为自己牟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传统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以农业为主，而是更倾向于商品经济的参与。随着“贱民”阶层对于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参与，土地所有制似乎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清朝经济繁荣景象

在当时“旗下在家服役者，除口粮外，别无其他所留”的具体环境下，“贱民”制度存在的加之和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从“贱民”发展而来的“商奴”，乃系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严重阻碍了清朝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中公平、公正发展的健康环境。

只有废除贱籍，各个行业才能平稳健康发展，各个主体逐步解放出来自由去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清末经济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废除贱籍，是当时经济环境的大局所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02 清朝统治阶层执政理念的积极影响

清朝入关以后，偏居关外一隅的割据性政权发展成为统一了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原先带有奴隶制性质的治国理念已经不被时代和具体环境所接受。

而且，在封建皇权社会，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的治国思想和执政理念直接关乎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的帝王为了维护皇权统治，最大程度的让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屈服于自身统治，他们一般都会采用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态度。

雍正皇帝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釆取一系列政策来改变前朝的恶习，于是豁除贱籍应运而生，雍正帝认为贱民的存在是前朝留下的弊端，必须得根除。

清朝时期“妾室”形象

对于“贱民”的废黜时间节点，《清朝文献通考》中有着明确的界限：

雍正元年以后，所买之人有妻室子女者，准许其自由；若被买者有妻室，不可赎身。是红契即为家人，白契即为雇工。

这里明确说明了“贱民”的“准其自由”限定在了“雍正元年”，成为雍正皇帝彰显自身仁政爱民思想的重要手段之一。雍正元年的规定，和康熙二十一年之规定：定旗下印卷所买之人及旧仆内有年老、疾病，其主准赎者，呈明本旗，另赎为民。若将年壮旧人，借名赎出者，照买卖例治罪的政策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也贴合了雍正皇帝借以后力图革除前朝弊政的执政目的所在。

另外，雍正皇帝在执政过程中。对于“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坚持，也是促成“贱民”制度被废黜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在“人人平等”思想指导下，推行的关于废黜贱籍的规定：

王大臣议，压良为贱，遗留残俗，必不利与我朝，应以礼仪为先，此现象风化不正，不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需急废除以免威胁我朝，必须前车之鉴，不能历史重演。

这里明确表明了雍正皇帝对于“压良为贱”的坚定态度，更是给予了废黜贱籍的具体说明，并从统治阶层层面予以了明确。

清代“乐户”形象

另外，对于拥有贱籍，历史悠久的乐户，雍正皇帝也亲自下令予以了废黜：

各省乐户不论出身是否卑微，不计世代从其职业,都消原籍，准许其赎身为良，若地混绅矜再欺凌压迫，必治其罪。

此规定施行后，乐户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各省也随之效仿。雍正帝的此番措施是大快人心的，为其收揽民心起到不小作用，也对其他贱籍的废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雍正皇帝对于乞丐予以了“欲漆前污，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于编氓”的废黜规定；对于世代为奴的群体予以“为其赎身，废其原籍，让其地位与民一样，不可欺凌，以免连带后代”的废黜要求。

上述种种对于“贱民”阶层的废黜规定都是雍正皇帝在“人人生而平等”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一系列收拢人心、稳固皇权统治的有效手段。

03 维护皇权统治的必要手段

就清朝的具体情况而言，乃至每一个封建王朝对于制度规定的废黜和创设，都是出于自身皇权统治的需要，都是稳固王朝发展和稳定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贱民”制度的废黜，就是清朝统治阶层维护皇权统治的必要手段。

清朝建立政权后，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层为了尽快实现对中原地区的皇权统治，实现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清政府釆取的一系列“剃发”、“圈地”等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这严重伤害了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民族感情和基本利益。满汉两族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之贱民制度由汉族统治者所创设和推崇的，因不满于统治者的欺凌而掀起的反抗斗争也是比比皆是，为巩固统治基础，消除汉族民众的反满情绪，缓和汉满之间的矛盾，豁除贱籍乃是明智之举也是不得不实现的统治手段。

另外，清朝如入关之初，前明王朝留下的旧有制度下，地方豪强势力趁着兵荒马乱的战乱时机迅速发展和壮大，甚至一度成为严重挑战和威胁清朝统治阶层皇权统治的势力。对于这些豪强势力而言，他们所拥有的“贱民”群体就是他们势力的主要组成力量。

废黜贱籍，也就成为了清朝统治阶层打击和管控地方豪强势力的必要手段之一。

再者，对于清朝统治阶层而言，要想要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固的皇权统治，实现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长期健康发展，就必须妥善解决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保证得到汉民族的充分认可和服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废除贱民制度，能有效地取得人心，有利于人民乐业,社会的和谐，消與汉族人民的“排满”、“反满”情绪，改善满汉关系，打击和压制了威胁中央统治的士绅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够有效的为其政权的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贱民”制度虽然严重阻碍了传统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但其对于封建统治阶层有着极其重要的统治需要；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皇权社会，“贱民”制度也是维系封建皇权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随着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和认识的清醒程度逐步提升，清朝时期统治阶层越来越注意到“贱民”制度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乃至皇权稳固都有着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实现皇权的稳固统治，进一步拉拢人心，稳定社会局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清朝统治阶层对于“贱民”制度的废黜，乃系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左传》《周礼》、《清实录·高宗实录》、《清实录·世宗实录》、《清史稿·卷一百二十·户口》、《清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八旗则例》、《清代“贱民”制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