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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狂潮——昭和初年日本法西斯之路（一）膨胀伊始》

类型：枪战其它剧情地区：香港年份：2013

更新：2024-04-19 10:08:51

简介：十年狂潮——昭和初年日本法西斯之路（一）膨胀伊始1927年—1937年，从日本发生“昭和金融危机”到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期间，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加上德、意法西斯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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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十年狂潮——昭和初年日本法西斯之路（一）膨胀伊始

1927年—1937年，从日本发生“昭和金融危机”到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期间，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加上德、意法西斯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并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此政府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大纲和外交方针，军事战略压倒一切成为现实，日本也由此彻底进入战争轨道。

本文将分七部分论述这一过程，并结合这一时期日本民间、军队、政界、财界的法西斯势力活动，简要分析“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伦敦裁军会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成为开启军人凭直接行动实现国家改造的开端，以及由“国体明征运动”、“统帅权争论”等一系列“无血政变”从“政党政治”走向“军人政治”的主要成因。

原文写于多年前，篇幅较长，为使阅读轻松不至于枯燥，已经删除较多理论性文字。以下为正文第一部分——膨胀伊始。

昭和初年的1927年前后，日本民间法西斯的代表和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主要祸首是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西田税和内田良平等人。

（北一辉）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早在1915年和1919年就已经写成了《支那革命史》和《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创立了所谓的“支那保全主义”和“国家改造”的法西斯原理，并奠定了他在民间法西斯运动中的头领地位。

1926年，北一辉在与大川周明联合组织的法西斯组织“行地社”分裂后，开始独自进行法西斯活动。当时西田税（1901—1937）以及受其影响的法西斯分子纷纷集结在北一辉的门下，形成北一辉派的法西斯势力，而西田税则成了北一辉的得力助手。从此，北一辉深居简出，许多事情都让西田税代理。自己则每天高声读经，在浓郁的宗教气氛掩盖下，神秘地操纵和介入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同军、政界的显贵和财阀亲密来往。

1927年7月，西田税以北一辉为后盾创建了“天剑党”。次年出版了专供军人使用的《改造案论策集》。从此，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即原来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吹捧为法西斯圣典。特别是其中所谓日本必须“领悟剑的福音”，即妄图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国家的改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世界帝国”的思想，更是受到日本军阀和官僚贵族的青睐。

1928年9月，西田税又以北一辉为后盾创立“士林庄”。通过“天剑党”和“士林庄”，北一辉开始和军队青年将校接触，以期通过下级军官和士兵来实现国家改造。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北一辉对日莲宗的“信仰”。北一辉从1929年4月27日到1936年2月28日，共记有六册日记，多数是记述他和夫人及其儿子的梦幻，还有神佛“灵告”和参拜神社的活动。但其中却体现了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潮。如“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早上，北一辉在诵经中得到所谓“海上出现城池……后又出现彩虹”的灵告。及至事变爆发后的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又连续写上了三个“进”字。这说明他的所谓“灵告”日记是与现实的扩大侵略连在一起的。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他在2月29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大日本帝国文武两道，武运长久。”3月3日的日记中则以特大的字体写上了“善哉，善哉，大胜利”【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的字样。

由此可见，北一辉对法华经的信仰，并不是要理解和接受法华经教义，而是企图通过神佛的“保佑”来实现对外侵略主义的“国家改造”。因此，当1930年滨口内阁批准伦敦裁军条约，遭到军部强烈反对的时候，一贯仇视政党政治的北一辉便在答复军部官员的咨询时，发明了所谓“干犯统帅权”【伊文成：《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的咒语。根据当时日本进步法学家的论证，所谓“干犯统帅权”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北一辉创造出这个咒语是想要依靠军部和民间的法西斯势力，来打倒当时的政党内阁。

随后，1931年，北一辉和西田税等人参与了青年军官和大川周明等人策划的“十月事件”。1932年，北一辉在《关于对外国策的建议书》中赞扬“九·一八”事变的正确性，妄想依靠所谓佛教和日本相结合的“日佛同盟”来“保证全世界的和平”，实质上就是想让日本独霸世界。北一辉还在文中大肆攻击苏联，说苏联的野心是要在日、美之间爆发战争后乘机攻击日本，以达到搅乱亚洲、搅乱世界的目的。

1935年，北一辉积极参加了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的右翼活动。北一辉的主张与美浓部达吉的学说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国家有统治权，但天皇不是机关。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的根本，必须依靠天皇来维护国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一辉和西田税等民间法西斯分子参与了陆军青年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当时，北一辉不仅从精神上借助神的权威来支持青年军官们的行动，同时还在陆军上层进行活动，特别是对皇道派的头面人物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寄予很大希望，以期借助军队推行法西斯政治。

这一事件失败后，北一辉和西田税被捕。1936年4月17日的《宪兵队调查书》中记载，北一辉声称他《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中强烈主张“全面的帝国主义”，并叫嚣“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作为国家生存权的侵略主义也就是日本的正义”。他承认《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全文是按照“应该把日本帝国变成像大兵营一样的组织”这种精神写成的。

1937年8月19日，北一辉和西田税等人一起被枪决，其法西斯生涯走到了终点。但北一辉派却在法西斯狂潮中留下了难以根治的社会毒瘤。

（大川周明）

民间法西斯的另一代表人物大川周明（1886年12月6日—1957年12月24日）也在这一时期最为活跃。他和北一辉分裂后，带领自己一派的法西斯势力继续进行以“行地社”为大本营的法西斯活动。

大川周明作为行地社机关杂志《日本》的主编，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自己一派的法西斯主张，并以杂志为媒介，积极从日本各地寻求法西斯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与此同时，大川周明还进行殖民制度的研究，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当局提供理论参考。1927年，大川周明出版了他的法学博士论文《特许殖民地公司制度之研究》。同年4月出版了他的《日本精神研究》一书，公开鼓吹“武士道”精神，极力推崇达太、犹大等人，佩服他们背叛基督，并把建设世界帝国作为伟大的理想。

此外，大川周明还积极参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在早年作为“满铁”调查员的时候曾多次到中国内地和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收集资料、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在二十年代末便逐渐确立了所谓“对满蒙的经纶”，也就是“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联盟基石”的思想。大川周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来的是超大国时代。要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与“超大国”这一名词相称的真正的独立国家而存在，至少要确立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大经济单位。从日本的情况看，日本政治版图狭小，资源贫乏，需要政治性地支配一个大经济单位，其发展方向则是“满蒙”，而且取得这个大经济单位后，必须革新其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一个能支配这种大经济单位的“大政治单位”，这就是他历来倡导的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联盟。这种所谓“对满蒙的经纶”中实际包含着他的世界战略思想。因此，他在1928年6月写成的《索罗维耶夫战争论》一文中认为：“战争是在历史进程中促进人类政治统一的主要手段……而今以东洋和西洋命运作赌注进行决战的争斗，正扩大到以全球为舞台。”

大川周明的世界史的图式构想，首先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世界和欧洲世界相对立的基本结构，所以1928年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后，他便窜到中国东北，多次会见张学良，迫使张学良接受日方延长吉会线铁路的要求。1929年，大川周明在日本各地大肆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极力鼓吹在“满蒙”建立“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他的这种说教，对日本加速推行大陆政策、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大川周明还积极参与了国内的法西斯政变活动。如1931年3月，参与制定“三月政变”的计划；同年10月，又企图和桥本欣五郎一派相互勾结发动政变等等。

“九·一八”事变后，大川周明为了实现对内进行“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扩张，又利用民众对形势的关心，在军部的唆使下，选拔东亚经济调查局和行地社的“精锐”游说各地，继续鼓吹对中国的侵略。据说大川周明的演说很有煽动性，以致其信徒也非常活跃。

1932年2月11日，大川周明创立了“神武会”。不久，“五·一五”事件发生，大川周明因支持这一事件被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法西斯立场。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的时候，他对政府的这一行动备加赞赏。同年12月，他在写给北一辉的信中更明确表示：“一定要促进和坚定地实现日本维新是自己一贯的本心。”

井上日召（1886年4月12日—1967年3月4日）也是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利用“信仰日莲教”暗中给青年们灌输“革新思想”，进行以“国家改造”为目的的活动。

这一时期，井上日召在法西斯狂潮中更有其“独特”的影响。二十年代后期，井上日召把法西斯活动的重点逐渐转向农村。1928年底，他在位于茨城县东茨城郡大洗海岸的东光台开设了“立正护国堂”，以期把农民作为对象来进行他的所谓“宗教形式的启蒙教育活动”。当时井上日召的计划是，如果其信徒能发展到几万人，他便带领这些人包围东京市，在无抵抗的情况下包围议会，推举谈判代表，进行有关解散政党、撤销议会的交涉。

与此同时，井上日召开始与当时正在霞浦海军航空队学习的法西斯分子藤井齐、铃木四郎等人交往，特别是与海军中尉藤井齐来往频繁。在两人谈论“国家改造”方法的过程中，藤井齐批评井上日召的“无抵抗”的宗教启蒙运动，而主张“暴力的改造运动”。

这样，井上日召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企图通过暴力手段使处在国家领导地位上的统治阶级“觉醒”。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32年1月，井上日召指挥他的门徒，制造了“血盟团事件”，在日本国内制造一种恐怖气氛，扩大了“一人一刀”的暗杀恐怖主义的影响。

“血盟团事件”失败后，井上日召被监禁，直到1935年被假释出狱。他在狱中写了自述，在叙述自己的国家观、国体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同时，也概述了包括天皇亲政（即军民一体政治）、废除议会制度、改革教育、限制私有财产等内容的“国家改造”构想。从中可以看出井上日召和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不同，他没有关于“国家改造”的系统的指导理论，只是注重实际行动，主张实施“一人一刀”的恐怖主义，用他的心腹池袋正釟郎的话说，井上日召的破坏方法是“把总理大臣一个一个地杀掉”，把暗杀放在第一位，而且除了个人暗杀之外，团体的武力行动也是“必要的”。

井上日召也对自己的恐怖主义作了说明：“我们的同志应该抱成一团，作为肉体的炸弹投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肉体作炸药炸死我们的敌人。”这就是井上日召根据日莲宗法华经的“修炼”而鼓吹的精神至上主义。

在民间法西斯势力日益活跃的时候，日本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也猖獗起来，并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主力。

1927—1931年，是长期以来在日军中占主导地位的长州军阀统治的末期。军队内部早已存在的所谓革新潮流，开始转向“国家革新”的法西斯运动，并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力量。

（荒木贞夫）

“九·一八”事变前，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主张激进的满洲政策，要求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占领“满蒙”，坚决对苏作战，即“北进方针”；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则主张渐进的满洲政策，在解决“满蒙”问题后，在一段时间内回避对苏作战，而把日本的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内地，即“南进方针”。但无论哪种方针，都主张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都是要扩大对外侵略。

1931年12月，荒木贞夫就任犬养毅内阁陆军大臣，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军阀——昭和军阀，开始登场，并形成了以荒木为中心，加上真崎甚三郎和林铣十郎为首的政治集团。但不久又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另一派。

荒木贞夫习惯用“皇道”一词，因此以他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皇道派”。皇道派系统包括“革新的青年将校阶层”。这一阶层不单单是指年轻的青年将校，而且在日军法西斯运动中也是一支独特的势力。他们相信存在着能贯彻革新根基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国体，所以又被称为“国体原理派”。他们是“皇道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田铁山）

皇道派把与自己一派意见对立的另一派称为“统制派”。“统制派”因主张军队一切行动由军部中央统制而得名，其主力是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为核心的所谓“中坚幕僚集团”。后来桥本欣五郎等一部分中级军官为反对皇道派而结成的“清军派”也加入进来，构成了“统制派”的别动队。

三十年代中期左右，是“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势力消长的重要时期。

1933年11月，“皇道派”青年将校集团和“统制派”幕僚将校集团围绕着如何应付国际危机、怎样进行国家改造和主导权属于谁的问题正式分裂。

两派争执和对立的焦点在于，是通过政变来实现“革新派”夺取政权，还是通过逐步驱逐保守的维持现状派来取得政权。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并顽固坚持反苏战争观。而统制派则主张立足于现存的天皇制军国主义统制体制，对其加以改进，由军部掌握国家权力，成立军部法西斯独裁，实现适应总体战要求的法西斯统治，并对苏联给予适当评价。

1934年1月，统制派制定了《应付非常政治事变的对策纲要》。根据这一纲要来看，统制派企图利用民间右翼势力和皇道派军官发动的政变，一举“断然革新”，建立统制派所期望的强有力的内阁，因此特别强调大肆制造舆论的必要性。

同年10月，以统制派为中心，陆军新闻班制作了一个名为《国防本意及其强化国防的提倡》的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出，统制派在同皇道派意见对立的同时，也主张尊重天皇的尊严和发扬皇道，并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来实现日本建国的理想。小册子希望全体国民了解国防的本意，创立新的国防本位的各种机构，发扬日本精神以克服危局，并进一步强调要“举国一致”地进行对外侵略，发扬国威，显示皇威。这个小册子的发行是日本军人法西斯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民间、军界“大展拳脚”的同时，日本政界、财界也没闲着，也在大肆进行法西斯活动，诸如久原房之助、安达谦藏、森恪和松冈洋右等人则是代表人物。

久原房之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靠经营铜矿而发迹的新兴财阀。1928年依靠长州军阀田中义一进入政友会。后来成为田中内阁的重要成员，曾任外相，坚持强硬外交。“九·一八”事变前后，久原房之助坚持“一国一党论”。在政党政治末期的三十年代初，他又和民政党的安达谦藏等人相勾结，策动放弃立宪政治。

安达谦藏是熊本县法西斯组织国权党的重要人物，做过滨口内阁和若槻内阁的内相，可以说是举国一致内阁的先驱。他强调政友会、民政党两党拥抱并破坏内阁。“九·一八”事变前后，安达谦藏的亲军态度和鼓吹举国政治论更为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内阁成员中只有他一个人与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主张同调。在政党政治衰落的三十年代初，安达谦藏鼓吹建立军（部）政（友会）民（政党）的合作内阁。

（森恪）

森恪原本是三井物产的重要人物，但其另一面则是政党法西斯化的推进者。他坚持独裁和亲军的政党论，主张建立依靠军部的法西斯统治。1927年2月，森恪担任田中内阁的外务政务次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同年4月，他在《动乱的中国视察谈》中言称：“最近中国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排日态度强硬起来，而日本还是采取同情和柔和的态度很不好。”他批评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将促使中国发生变化。”为此，同年10月，他在自己参与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提出了“想由日本来负责满洲治安”【［日］中村政则《昭和的恐慌》】的构想。

与此同时，森恪还与军部相勾结，同军界要人密切来往，企图使政党特别是自己所属的政友会走向法西斯化。1930年6月，森恪专程拜访了小矶国昭，征求他对政党的意见。当时，小矶国昭要他率领自己的政党向与军方合作的方向发展。对此，森恪不仅当场欣然同意，而且随后四处奔走联络。为了达到与军部合作的目的，森恪发展了当时法西斯分子鼓吹的“一国一党论”，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两大势力论”，即主张军部和政党两大势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以挽救非常时期的国家危局。

（松冈洋右）

政界的另一个代表性的法西斯人物是松冈洋右。他在1927年担任田中内阁的“满铁”副总裁时，为解决满洲铁路问题，代表田中义一参加了同张作霖的交涉活动，始终是用强硬的态度逼迫张作霖接受日方要求。

1930年1月23日，在第五十九届议会会议上，松冈洋右作为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的代表，向外相币原喜重郎提出质问，并就“满蒙”问题提出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观点。以后，“满蒙生命线”论在日本猖獗一时。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松冈洋右又在同年6月的众议院会议上，带头要求斋藤内阁承认伪满洲国。松冈洋右还主张取消政党，1933年他组织了政党取消联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法西斯狂潮泛滥的时期，政界和财界还出现了革新官僚集团和新兴财阀。

“革新官僚”是“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官僚层中新出现的。他们与旧官僚不同，批判政党政治，想进行与军部相结合的“国家革新”。革新官僚包括以吉野信次为首的商工官僚岸信介、椎名悦三郎和企划院官僚毛利英于免等。他们自称是行政技术者，与“统制派”勾结，形成所谓战时统制管理集团，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技术合理性的代表势力。

1932年1月，以阳明学者金鸡学会的主持人安冈正笃为首，组成了“国维会”，该会可以说是上述革新官僚的大本营。与此同时，“新兴财阀”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出现的，它们与以前的旧财阀不同，是构成日本法西斯主义统制体制的重要支柱。“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与军部官僚相勾结的新兴财阀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总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日本法西斯狂潮泛滥的时期。尽管这些法西斯思潮的派别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对外侵略，从而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尔后的扩大侵略势力准备了思想条件。

随着日本国内法西斯狂潮的泛滥，法西斯组织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据内务省警保局调查统计，1927—1937年底新出现的“右翼团体”（实际是法西斯团体）便有634个，参加者有12万人之多，仅是东京一地就出现172个团体，参加者达3万人以上，其数量达到了大正年间团体总数的三倍。其中民间的法西斯组织大多是从传统的右翼组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法西斯组织中蜕化而来，大体有这样几个派系：

一、玄洋社、黑龙会系统：首领是头山满、内田良平，鼓吹“国粹主义”、“大东亚主义”，其成员多为老的右翼军国主义分子。1929年11月，以同年5月铃木善一创立的信州国民党为母体，加上北一辉派的寺田稻次郎、西田税以及农本主义分子长野郎等人，共同成立了日本国民党。这个团体后来加入了“大日本生产党”。

“大日本生产党”于1931年组成，是玄洋社、黑龙会系统法西斯团体的统一组织。同年11月第一次成立大会时，共有黑龙会、明德会、回天时报社、日本国民党、洛北青年同盟等19个团体。其首脑人物便是内田良平。该党奉行的主义是“以大日本主义为国家经纶”。1932年，急进爱国党也加入进来。同年，大日本生产党创立了附属组织职业组合联合会。1934年7月，内田良平又组织了“昭和神圣会”。

二、国粹运动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是“平沼系”，即平沼骐一郎一派的“国本社”一系。“平沼系”的上层多为军阀、官僚、财阀代表，中下层则以少壮军官和在乡军人为骨干。其核心团体“国本社”是早在1923年由平沼骐一郎创立的。

爱国社也是这一时期国粹运动系统的重要团体，1928年由岩田爱之助等创立。爱国社特别注重青年阶层，在神奈川设爱国村塾，组织了爱国学生联盟（1931年）、爱国青年联盟（1932年）。此外，爱国法曹（司法）联盟（1932年）、爱国劳动联盟（1933年）也是爱国社一系的法西斯团体。

三、属革新右翼的犹存社、行地社系统：即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组织的法西斯团体，它们鼓吹“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西田税在1927年创立的天剑党，集结了后来与“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有关的大岸赖好、菅波三郎、藤井齐等一批青年军官，想以军人为基础，集结全国的右翼分子，将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付诸实行。该党的纲领是把改造法案奉为“上天所赐之剑”的所谓“战斗指令纲领”。其主要内容是：“首先执行满蒙政策，进一步推行大亚洲主义，再向奉行世界道义的革命迈进。”【［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的研究》】其口号是“实现国民吾党化，军队吾党化”，实质就是要号令全国的法西斯运动。

1932年2月由大川周明以行地社为母体创立的神武会，是这一系统最主要的法西斯组织。菊池武夫、石原广一郎、河本大作等人参与该组织的创立，其资金由新财阀石原广一郎提供。神武会奉行的主义是：“宣扬神武建国精神，立誓效忠天皇，永远保持神圣的国体。坚定地把天业恢弘于四海，领导有色人种的解放，进一步向世界道义的统一迈进。”

四、“经纶学盟”系统：这个系统是由高畠（zāi）素之系和御用教授上杉慎吉联合于1919年创立的法西斯团体——经纶学盟，形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出现了不少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如津久井龙雄、天野辰夫、石川准十郎等。

源于经纶学盟的嫡系团体是爱国勤劳党，1930年2月由津久井龙雄、天野辰夫等组织成立。

此外，1932年春建立的以天野辰夫为首的“大日本神兵队”更是这一系统的代表性团体，其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否定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一切制度和行动，确立基于日本主义的皇道政治、经济、文化，消灭阻碍皇国大业发展的财阀、奸贼以及他们的走狗，建立维新日本，把皇道传布于世。”

1934年3月，石川准十郎创立了大日本国家社会党。在该系统的法西斯团体中，它是理论主张最多且完备的一个。

除了以上四大系统的法西斯组织外，其他零散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更是形形色色，恣意横生。如农本主义派建立了日本村治派同盟、农本联盟等组织。文化界创立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同盟。法西斯分子还把黑手伸向工人内部，建立了不少法西斯工会组织，如1936年4月组成了全国性法西斯工会的统一组织“爱国工会全国恳谈会”。还有适应时局需要建立的其他组织，如“九·一八”事变前后组织的满洲问题解决同盟等；为打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法西斯运动暂时出现的沉闷状态而组成的国难打开联合协议会等组织。一时间，各路牛鬼蛇神，纷纷粉墨登场。

民间法西斯组织横生的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百余个法西斯团体，其中主要的是双叶会、木曜会、无名会、樱会和王师会等。

双叶会、木曜会是1927年组成的两个军队法西斯团体。双叶会主要研究“满蒙”问题，木曜会则主要研究有关日本军队装备的问题。无名会是在1928年以军队法西斯分子的主要人物石原莞尔、铃木贞一、武藤章、永田铁山等为中心组成的，以研究未来战争和“满蒙”问题为主旨。同年11月，双叶会、木曜会、无名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更大规模的法西斯团体——一夕会。

1928年3月，海军方面的法西斯分子藤井齐集结海军内的青年士官，组成了法西斯主义团体王师会。该组织的宣言中咒骂日本革命势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奴隶、俄罗斯的走狗，标榜并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公然声明把尊奉天皇、使日本成为世界联盟的盟主、进行最神圣的事业作为日本军队的使命。该组织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发扬武士道精神，破除日本海军的一切积弊，建设世界最强的王师。完成明治维新，建设大乘日本，建设统一世界的大邦帝国。”

陆军中更有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团体则是1930年9月由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少壮派组成的樱会。该组织的最大主宰者是桥本欣五郎。樱会成立的目的是“以完成国家改造为最终目标，需要的话，不辞使用武力”。公开鼓吹仿效德、意法西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他们企图对外积极进攻，对内实现国政改造。在制定关于“国家改造”的具体方案过程中，樱会内部又有所谓破坏派、中间派和建设派的区别，但破坏派占多数。

樱会不仅和军部联系，还和其他法西斯组织密切来往。比如为了和海军法西斯组织进行横向联系，樱会还建立了星洋会。王师会和樱会这两个军内主要的法西斯组织都把暴力手段作为进行“国家改造”的主要手段。它们标榜“昭和维新”，想指导全军的法西斯运动。

1931年7月，樱会中的国家改造派和年轻的尉官们成立了小樱会。1933年5月“明伦会”的建立，则标志着在乡军人也登上了法西斯运动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