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真善美｜活下去的宿命——评《砂之器》

电影中的真善美｜活下去的宿命——评《砂之器》特殊年份的上海电影节，我在自己小小的电脑上观摩了上影节展映影片1974年版《砂之器》，虽然画面丝毫无法与大银幕并论，然而，总算是因为这个契机看完了这部日本社会派推理大师松本清张的名作，酝酿了几天情绪，总觉得缺失了大银幕的观影，少了观影的灵魂。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了那句台词“宿命就是，生下来，活下去。”才惊觉这部影片的生命力。

相比本格推理，社会派推理的影片实在没有太大推理上的难度。而在电影里，主线推进时，长相周正的演员不是警察，只能是凶手。不过，对观众来说，看社会派推理的快乐与其说是解谜，不如说是在一段故事里一探究竟——这也正是社会派推理作者与导演创作的起点。

这部1974年的影片在日本放映时，被小说原作者松本清张亲自盖章，认为是改编作品中“最满意的一部”。能获得日本社会派推理开山宗师认可的电影人队伍也是炫目得惊人：本片导演野村芳太郎曾担任黑泽明的助理导演，而剧本则是由导演本人和黑泽明御用编剧桥本忍共同创作，音乐则由芥川龙之介之子芥川也寸志合完成。因此，本片被日本影坛誉为“金字塔之作”。

名作者、名片、名导演、名编剧、名作曲……如果抛却这些由人物社会地位加持的因素，单就站在46年后回看这部老片，不免感叹，黑泽明的助理导演终究不是黑泽明，推理小说终究是推理小说，影片中意欲通过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展现“警官叙述-英良童年-英良回忆-音乐会上的英良”之间的联系，在当年也许是先进的视觉语言，而在如今看来“古意盎然”。

这自然是导演局限于时代做出的拍摄选择，只是以过于渲染情绪的结尾为例，让影片过于工整如MV，却略冗长单调——当然，在震撼人心的《宿命》交响曲里，音乐家的童年与当下，卑劣与成就被无所遁形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然而这部影片没有能获得当年更多的奖项已然为这种电影层面的缺憾做了注解。

如今当我们重新观摩这部上世纪中下叶的影片，与其说是为了看推理，不如说是随着社会派大师一窥战后，经济逐渐发达的日本社会中的一段世相。影片中，导演有意插入了多次警官渺小的身躯隐没在巨大环境中的俯视镜头：隐没在田埂，隐没在山川，隐没在村庄……都市人在强大的日本传统里的迷失感，通过这些画面传递出来。

《菊与刀》对日本文化关于“义理”，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文中写道，在日本的街头，如果有人倒地了，周围的人也不会去帮助，因为这种帮助是“恩”，有“恩”要“报”，如果贸然去帮助他人，就会给其他人带来麻烦——报恩的麻烦，而如果对方受了恩，就需要报恩，并且这种恩会随着时间像利息一样增长，这就是“义理”。

电影里那些不合理的“拒绝”：小英良拒绝被有恩于他的警察收养，长大后的英良拒绝和深爱但贫贱的女朋友生孩子哪怕她不要名分，英良的父亲拒绝与儿子相认——这些在我国传统文化里看起来不近人情的选择背后，也是与日本传统文化“义理”相左的人物行为。男主人公在后来阔绰的养父母家接受到的新观念与传统撕扯，为了“活下去”，个体必然走向悲剧：

为了活，他不能与贫贱的女友一起因为有可能破坏他未来的孩子，哪怕他爱她；

为了活，他必须与财阀的女儿保持亲昵的关系甚至娶她，哪怕他心有所属；

为了活，他只能埋葬一切与卑微贫穷的过去有瓜葛的一切，哪怕杀了自己的恩人；甚至，为了让儿子活，作为父亲必须装作完全不认识自己深深思念的儿子……

一切都是因为主人公“为了活下去”的“宿命”，然而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不论是导演还是原著作者，埋下了一个让人感慨的问题：为什么“活”下去，如此沉重？

这一刻，恐怕无论是谁，都能感知那句老套却又到位的评语：深刻地批判当时社会——一个为了活，只能割下“义理”，做出违背人伦的选择的社会。

工业革命后，批判社会的重责，落在通俗推理小说社会派的肩头，细细想来似乎颇有道理：支离破碎的都市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存在乡土社会中“知根知底”的了然于心。都市人在乡野是一种迷失，而人在阡陌的街道里又何尝不是一种迷失？这部影片最大的悬念，是层层揭开男主人公的底牌，而这不正是陌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最为直接的展现：人的身份可以伪造，经历可以杜撰，就像是朋友圈里的“人设”，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除了需要寻找真相的警察，再不存在一个视角，需要孜孜以求来明确一个人的轨迹了。

推理小说勃兴于英美，意外在日本落地开花，与我国传统公案小说侧重伸张正义的大方向不同，性格中的残忍在推理小说的案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本格派关注的是“残忍的手段”，那么由松本清张开启的社会派关注的是“残忍的原因”——社会派的推理正是在这抽丝剥茧中，把一个个形成结果的案件像X光片一样，还原出陌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组织结构。

案件的背后总是罪恶，松本清张之妙，正在于他敏锐又自觉地展示这种荒唐，鞭挞这种不公。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1974版《砂之器》再过50年，这部电影依然会因为其主旨而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