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吴景濂的故事：书生何意觅封侯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议长及时赶到
1917年夏，广州的天气异常炎热，有钱人家无不北上避暑。奇怪的是，全国各地一些政客显要们却偏要往广州挤，仿佛专门为赶这场热潮，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辛亥元老，如章太炎、李烈钧、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等，广州一时大腕云集。
某天黄埔公园人头攒动，公园场地中央设了个演讲台，一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慷慨陈词，分析“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台下群情涌动，时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
这位演讲的中年人，便是民国之父孙中山。
国父的号召力自然不用说了，问题是这些共和元勋们为何要齐集广州呢？这还得从北洋政局说起。
袁世凯在去年翘了辫子，副总统黎元洪上位，皖系头目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可这两位爷不合，斗气之余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张大帅一到北京城，居然将国会解 散、约法废除，把末代皇帝弄出来玩复辟——辫帅过把瘾就死，很快被赶走。段祺瑞驱张有功，以“再造共和”自居，黎元洪深知斗不过，辞职另请冯国璋继任总 统。段祺瑞觉得“国会已被解散，之前制定的规矩不算了”，便与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不用国会选举，直接组织新政府。
军人乱政显然引起国民党极大不满，孙中山发电要求老段“拥护共和”，不然自己就去南方“另召国会，组织政府，以维护临时约法”。段祺瑞正想武力荡平西南，不喻理睬。
孙中山愤怒异常，当时“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保地盘，便声明“欢迎孙先生来粤护法”。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离 沪南下，并致电国会议员到广州“护法”。海军总长程璧光积极响应，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开到黄埔。控制滇、黔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派代表去了广州。
既然指责段祺瑞“违法”，广州这边必须“合法”，孙中山大力呼吁参纵两院议员们到粤召开“国会”，选举产生政府。参议院议长林森一直追随孙中山，与副议长王正廷带着一干人南下。
8月25日，150多名议员云集广州，因不足法定人数，故而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 29日，会议通过《国会非常组织法大纲》，决定成立“军政府”：在《临时约法》未完全恢复之前，行政权由军政府大元帅执掌，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孙中山以84票当选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就在选举即将结束的时候，从北方又赶来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随行的还有几十个国会议员。
吴的加盟显然让“国会选举”掀起新的高潮，参、纵两院议长全部到广州了，北京政府显然不得人心，孙中山自是相当高兴。
“非常会议”自然要给这位匆忙赶来的吴议长留点面子，可之前的名额都分完了，如何安排他呢？孙中山不免犯难，有人建议设一个“大元帅府高等顾问”的职位，反正也不清楚具体干啥，只是表示尊敬。孙中山欣然同意。
几番商讨，各部部长和“军政府”长官名单出炉：
负责各部的是，外交总长伍廷芳，次长王正廷，财政总长唐绍仪，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交通总长胡汉民；
军政府这边，秘书长章太炎，总参谋长李烈钧，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李福林，参军长许崇清，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高等顾问”吴景濂。
吴景濂显然对广州的安排相当满意，孙中山宣誓任职的时候，吴代表“众议院”致颂词：“国会解散，大法扫地，以后清廷复辟之变，段祺瑞与张勋，同恶相倾， 迭为起灭……景濂等依准法国前例，开非常会议于广州……决议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 坛授受。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续，不胜郑重期望之至。”
王正廷代表“参议院”授印，孙中山致答词道：
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畔换，频繁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 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文虽驽钝，犹 当荷戈援枪，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广州大元帅府开府，正式与北京政府对抗，中华大地上一时出现南北两个“中央政权。”
北洋当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方面宣布广州军政府“紊乱国宪”，下令“通缉”广州军政府一干人等，一边大军南下，兵锋直指湖南、四川。
其实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只想自保，根本没打算与北洋硬拼。北洋总统冯国璋代表的直系与总理段祺瑞代表的皖系又多有矛盾。南北雷声阵阵，实际没放几枪，各方面都暗中寻找“和解”的最佳途径。
广州“国会”并非铁板一块，又分“政学系”、“益友系”、“民友系”三大团体。“政学系”极右，与西南军阀关系亲密；“民友系”极左，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益友系”介于两派之间。
本来国会成员就不足法定人数，这些人还貌合神离。左派、右派都想拉拢“益友系”，“益友系”两大领导吴景濂为众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参议院副议长（参议院议长是国民党派的林森，属于“民友系”），一时颇受遵宠，连大元帅孙中山也不得不给几分面子。
在人家的地盘上自然得听别人的，吴景濂在“政学系”诸位朋友的怂恿以及军阀们的利诱下，不免右转，陆荣廷和唐继尧对孙中山也颇有意见：本就是请您来撑门面，谁愿意真出兵北伐？
广州几股势力多方协商之后，1918年1月，桂系军阀拉拢“国会议员”中的右派和中间派，决意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吴景濂自然被推举为主要领导之 一。相当悲剧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也是被推出来当傀儡，还煞有介事地到处张罗——此“联合会”无意是想与孙中山的军政府争权，国民党方面自然不满，双方 吵成一团。
吴景濂两方说项，对陆荣廷讲“可不能将孙大元帅逼走了啊，那么咱们的护法政府就失去了大义”，对孙中山说“现在还得依仗西南的实力，这些军爷独霸一方多年，谁愿意请个神回来供着？”
经过协商，“非常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总裁合议制”。
在“政学系”及“益友社”操纵下，吴景濂等人不顾孙中山和国民党议员坚决反对，再次组织召开“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选举”岑春煊、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七人为“政务总裁”，以清廷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孙中山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吴景濂自以为带着一批“国会议员”能在西南大展宏图，先拟定省宪法，依法治省；接着制定全国宪法，依法治国——军阀可没孙中山的“法治”理念，“倒孙”一事吴景濂算是出了大力，孙一走，大批国名党议员也通电离开，所谓的“非常国会”成了long子的耳朵，吴算是讨了个没趣。
半个举人闹革命
跟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相比，吴景濂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提到他的光辉革命史，也值得大书一笔：
他是东北三省最早响应共和的元老之一，清廷搞“预备立宪”，各省成立咨议局，吴景濂是“奉天咨议局”议长；
武昌起义后，他组织东三省各界召开大会，逼总督响应共和，并亲自降下龙兴之地的“龙旗”，只是后来被张作霖带人搅局弄黄了；
孙中山回国后，他到南京迎接，是东北三省唯一代表；
为在“国会选举”中与袁世凯旗下的进步党抗衡，他联合云南都督蔡锷、广西副都督王芝祥、陕西都督张凤翙等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共和党”，后与故友宋教仁达成默契，将之并入为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九大理事”之一，名字排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之后；
国民党在竞选成功后，吴景濂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在他的主持下，议会通过了160多项法案，为民国立法奠定了基础……
与宋教仁一样，吴景濂一生痴迷“宪政救国”，只是宋教仁属于勇往直前的激进派，遇事从不妥协；而吴景濂则是安全第一的稳妥派，总是想在夹缝中寻求“法理”，结果经常受到左右夹板气，以致多年以后，其辛亥元老、共和先锋的身份都不为世人所知了。
吴景濂，字莲伯，奉天兴城县（现在的辽宁省兴城市）人，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祖上出了个相当显赫的人物——平西王吴三桂，历史还真是充满戏剧性，数百年前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升起龙旗以示降清。数百年后，吴三桂的后人吴景濂亲自降下了那面龙旗。
话说那吴三桂在康熙年间被朝廷剿了之后，族人充军辽宁，世代充做“站丁”。
稍稍讲解什么是“站丁”：康熙为了对付沙俄，从茂兴（现肇源县茂兴镇）到瑷珲（现黑河市爱辉镇）建立了20多个驿站，迁移一大批“三藩之乱”中的降兵充当驿站站丁。
清廷科考规定，东三省龙兴之地的士子都要到直隶顺天府应试，然而隶属汉军后勤部门的园丁、渔丁、路丁一律视作贱民，不能参考，唯“站丁”能考邮递、典司等不入流的小官。
吴景濂自幼聪慧好学，21岁以站丁应考，中了举人——家乡父老都称其为“半个举人”，意思是他属于“站丁”，即便考中也当不了大官。此后科举制废除，再也不可能有“半个举人”出现，这吴景濂可谓是空前绝后。
无论整个半个，举人身份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加上康梁维新变法一闹，吴景濂也时常发表些宏济时坚的高论，在家乡兴城无疑成了颗新星——小地方昏聩的官员急于找几个博学通达之士冲门面，因而吴景濂颇受瞩目。
1900年闹起了八国联军，俄人乘机勾结土匪将触角伸到东三省。吴景濂为维持地方治安，在当地的官府和士绅支持下，出面组织青壮操办团练。本想学曾国藩 “保家卫国”，无奈朝廷怎么扶也没用。等李鸿章与洋人议和，慈禧回到北京城说了句“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满怀报国热忱的吴景濂彻底心寒。
对朝廷失去信心后，他开始认真学习新思想，29岁时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将家里的几亩田变卖，到日本留学寻找救国之路。
在东京的时候，吴景濂参加了同盟会，但他一直割舍不下对朝廷的那份眷念，倾向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因而与宋教仁等革命派屡有争执。学成回国后，清廷为了笼络才俊，给了吴景濂一个好差使——沈阳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可别小看清末的学堂监督，那时学堂招收的全是天资聪颖激情昂扬的学生，一不小心就蹦出个革命先锋——作为学生们的精神导师，无疑能调动很大的社会力量。
1909年春，清政府被革命党、立宪派闹得招架不住，打出“预备立宪”的招牌，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具体商讨“立宪”一事，开明而颇有人望的吴景濂顺利当选为“奉天咨议局议长”，从此走上政治道路。
活跃在东北的同盟会也觉察到了吴景濂的潜势力，纷纷拉拢他。
当时奉天革命力量有两股：一是张榕、柳大年收编的马帮，姑且称为“江湖派”，能调动万余人，张榕是奉天抚顺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从事革命 活动；二是东北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旅长）蓝天蔚，蓝本是清廷官派留学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奉命驻扎于奉天北大营，其人果敢仗义，能指挥新军万 人，可称之为“新军派”。
吴景濂、张榕、蓝天蔚逐渐取得联系，吴温和稳健，张与蓝则激进，对于“革命”与“改良”也素有争执。 1911年武昌革命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十多个省宣布独立，奉天局势也暗流涌动，吴景濂以“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召集各界开会“共议东北大事”，张榕、蓝天蔚 协助发起，新军中几位标统、社会贤达以及司道部分官员均应邀出席。
经过反复争论，张榕、蓝天蔚姑且同意了吴的建议，“谋运用政治手 腕，实现东三省革命”，并共同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吴景濂请大家以私人资格“推举”原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张 榕、蓝天蔚也提出条件，如果赵不肯独立，那么以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张榕为军政部长，吴景濂为民政部长，宣布脱离清廷，“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 郊，直捣虏穴”。
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可避免流血。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却留了阴招，他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吴俊升等人提拔为奉天“五大都统”，执掌禁卫军。有了张胡子一干人做打手，赵尔巽底气大增。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全省保安会”正式大会召开，绅商军政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带着亲信张作霖一同出席。
赵深知此会属于鸿门宴，早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张榕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赵尔巽坚决反对：“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咒骂之声不绝于耳，吴景濂担心双方火拼，连忙打圆场：“大家可以从长计议。”
张作霖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吼道：“我张某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会场四周潜伏的同党也纷纷抽出手枪大喊：“今天谁要是对都督不敬，老子们就让他变成筛子！”
土匪只认有恩于己的人，根本没办法讲道理；新军驻扎在奉天城外，一时不可能赶到现场。张榕、蓝天蔚相当气愤，一些议员不满张作霖的跋扈，离开会场。
赵尔巽要的就是这效果，革命派一走，剩下的都是妥协派了。吴景濂没办法主持大会，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的身份出面维持，投票意见 自然一边倒，最终妥协的结果是：赵尔巽当上“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张榕、蒋方震任参议副长，蓝天蔚为军政 部部长，张作霖则当上了军政部副部长，东北三省宣布古怪的“暂时独立”。
为了抚慰革命党人，赵尔巽委托吴景濂降下龙旗，另升起一黄色大旗，上书“奉天国民保安会”七个大字。保安公貌似由革命党、立宪派共同把持，其实大权仍然在赵尔巽手上，吴景濂、张榕、蓝天蔚不过是摆设罢了。
成立保安会第二天，赵尔撰向袁世凯发一密电，建议将蓝天蔚调到南方考察战事，提拔他人驻防奉天，袁世凯当然同意。蓝天蔚被明升暗降剥夺兵权，他并不想离 开东北，到大连后秘设总指挥部，以“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发号司令，与奉天省内各地革命力量联系，积极筹划起义。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之地”，清廷自然相当重视，一方面增调兵力控制东北；另一方面勾结日本政府，破坏大连革命指挥机关，抓紧搜捕革命党。蓝天蔚被监视，只得只身前往上海。
蓝天蔚离开后，东北新军群龙无首，张榕与柳大年等建立了一个“奉天联合急进会”，意图团结各界“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密谋武装起义。
吴景濂反复劝导张榕不要闹分裂，张很警醒：“你那一套不行，只有积极备战，才能使东北革命成功。”赵尔巽闻言颇为忌惮，指示张作霖设计杀害张榕。
张作霖早就跟张榕虚与周旋，双方经常在一起喝酒。1912年1月23日晚，张榕在赴宴后回家时遭刺客枪击，当场毙命，时年28岁。
还没等革命党反应过来，张作霖又派人杀害了张榕的助手柳大年，接着在奉天全城进行大搜捕，一百多人被杀。
由于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的保奏，清廷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师），授为统制（师长），兼任奉天五路巡防营（卫戍部队）总办。从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的军事大权。
蓝天蔚被逼走，张榕、柳大年被暗杀，吴景濂一派也受牵连不小，他不敢在奉天继续呆，去了上海。
国民党九长老
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号召“各省代表赴沪开会，筹建临时中央政府”，吴景濂作为唯一的东北代表，备受其他省代表的瞩目，吴的口才相当好，详细介绍东北革命 党的崛起以及覆灭之过程，尤其是张榕等人的惨死，让无数人扼腕叹息，众人将甚至将老吴抬举为“在满清龙兴之地革命，亲自降下龙旗的前辈”——谁都没责备他 的战略方针有问题，要是不弄啥“咨议局”，与蓝天蔚、张榕等人一起发发动武装起义，没准东三省就落入革命党手中了，哪有马匪张作霖的份儿？
吴景濂丝毫不觉得自己失误，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湖北共进会、浙江光复会等地起义功臣明争暗斗，吴景濂却意不在此，只想迅速成立国会，制定宪法依法治国。
1912年1月2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会性质”的立法机关——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吴景濂是东北地区首位国会议员。
后来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各省在短时间内重新选举了议员。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时，已经有了 113名议员，代表当时全国22个省和蒙古、青海两个少数民族区域，在重新选举临时参议院议长时，吴景濂脱颖而出，而同盟会内定的议长候选人张耀曾（云南 人，日本东京帝国法学科毕业，精通宪政）以一票之差落选。
吴景濂为何能击败一系列政法精英而当选为“议长”呢，还有着深刻的原因：
一、共和初建，革命政营内抵牾不断，同盟会一家独大，压住了湖北共进会和浙江光复会，后二者自然不服，就分别组党与之相抗。袁世凯为分化南方势力，也刻意拉拢后者，支持其与同盟会内斗。
二、吴景濂也联系各地实力派如云南蔡锷、陕西张凤翙筹建“统一共和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以稳健派自居。其本部初设南京，后迁至北京，在一些省份设有支部，俨然属于“第三势力”。
三、在国会选举议长的时候，同盟会、光复会、共进会三者焦灼，先是顶走袁系，接着彼此不让。吴景濂既不属于前三派，也不同于袁系，各方都不得罪，连当时 的《申报》都不得不佩服，“于新、旧感情均洽”；另外，吴景濂资历颇深，他是清末第一批“省咨议局议长”之一，且八面玲珑，组建统一共和党游说到不少实力 派，这些人联合起来实力也不容小觑。
机缘巧合之下，吴景濂一举荣获参议院议长宝座，与纵议院议长林森一起并称“法治双杰”。议院的职 责是构建各项法律，监督内阁，与总统府、内阁呈三权分立之势。吴景濂之政治地位仅仅次于总统和内阁总理，一时大出风头。不过他自己也没料到，自己一生将在 国会中沉浮，先后做了四次“议长”。
民国成立后，临时国会内部鱼龙混杂，宋教仁为了能团结力量在国会内与袁世凯抗衡，打算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大团体另组国民党。
之所以要联合其它政党，是因为同盟会已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议席。浙江光复会的统一党、湖北共进会之民社转向袁世凯，合并为“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势 力很大。宋教仁要以“责任内阁”限制总统，就必须实行“政党内阁”、必须联合其他力量——吴景濂所在的“统一共和党”在国会中占据第三席，仅次于同盟会与 共和党。
袁世凯威胁参议院通过陆征祥任国务总理，统一共和党和一些小党也受到袁系政党的攻击，异常激愤，也决定和同盟会合并。吴景濂向同盟会提出合并的3个条件：（1）变更同盟会的名称。（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
清廷原两广总督岑春煊为首的国民公党也表示愿意参加，另提出取消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的要求。
同盟会为了达到改组扩大的目的，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但坚持在党纲中必须保留“民生”两字。
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两个小党也派代表参加。四天后，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吴景濂、国民公党代表虞熙 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举行正式筹备会议，宋教仁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会上通过了内部组织和“宣言”，五党联名正式发布了《国民党成立 宣言》：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取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治。众志即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
国民党成立宣言发布的同一天，孙中山、黄兴便通电国内外同盟会各支部，通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 2000余人。大会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组织分 为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五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各部部长各司其职。
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为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国民将可日进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今五党合并，诸君皆当持此观念，则民国前途永无危险之象……
接着，孙中山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一再表示自己不多问党事。他认为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问题更重要，因此他将发展实业、兴办铁路作为工作重心。
新成立的国民党在议会中风头大胜，在1913年国会正式大选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占据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宋教仁即将出面组织内阁，不料遭到暗杀。接着二次革命爆发，几个月后失败，原同盟会主要领导纷纷逃亡日本，众议院议长林森因反袁也遭到通缉。
属于温和派的吴景濂虽信奉“宪政”，却崇尚英国、日本的套路，即为了达到“共和”目的，保留“精神领袖”（皇室、旧官僚）未尝不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他多方呼吁“和谈”，因此没招到大的冲击。
等清理了国民党激进派，1913年10月，袁世凯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合法”当权后，老袁感觉“国会”对自己制约太甚，干脆宣布 “国民党是乱党”，清除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接着又以“人数不足”为理由要肢解国会，并将尚且留在北京打算与袁“好好谈谈”的参议院议长吴景濂软禁。
经过多方说项，吴景濂好容易获得自由，却一直受到军警监视。1914年年底，袁世凯准备称帝，以重金和高官收买拉拢吴景濂，吴婉言谢绝。在朋友的帮助 下，吴景濂秘密离京经天津南下，还发表《劝告袁前总统去国书》，写道：……公早去一日，国与民早救一日，公晚去一日，国与民晚救一日，时间消息、空间系 焉，国于是待命，民于是待命……
老袁称帝彻底玩死了自己，蔡锷西南兴兵，北洋不听号令。袁世凯在1916年翘了辫子，黎元洪继任总统，筹备“恢复国会”，敦请各位议员北上。8月1日，国会正式复会，林森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当上众议院议长，两人换了个位置。
第二次上任，吴景濂心情颇为激动，打算好好施展抱负，不料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势，请徐州的辫帅张勋去京城调节。张大帅又闹了场十二天的复辟， 废除国会和约法。接着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自居，不愿恢复国会，且逼走总统黎元洪，请北洋大员冯国璋代理总统。孙中山等人便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吴景 濂带着一大票国会议员南下响应“护法”，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也是他第三次当议长。
由于西南军阀根本没想着北伐，孙中山也多受掣肘，愤怒之余离开广州，参议院议长林森也挂靴而去。这些人一走，“非常国会”显然成了摆设。“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没了用武之地，悄然回到北京。
议会斗内阁
北方政局也是一团乱，代总统冯国璋去世，皖系又推出徐世昌代理，段祺瑞磕磕绊绊挺了四年后，被直系曹锟、吴佩孚赶了下来，奉系张作霖本想入关尝点甜头， 也给直系打了回去。曹锟、吴佩孚顿时威风八面，通电各省“恢复国会，制定宪法”，“依法治国”，“请黎元洪再当总统”。
其实曹锟、吴佩孚也是玩的一个把戏——既然西南弄了个“护法军政府”，口口声声要喊“恢复国会，遵守临时约法”，咱先“恢复”，那样南方就没了借口。段祺瑞脑子不灵光，迷恋武力统一，把自己玩完了不是？
曹锟想当总统，吴佩孚就建议用“恢复法统”之名：请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出面主持恢复“国会”，走一套“法律程序”；国民党再次控制广东，参议院议长林森启动“非常国会”拥戴孙中山当总统，咱们也能启动“国会”啊！
吴景濂没想到自己还能受到曹大帅的青眼相加，当然喜滋滋为其出谋划策，制定了三步走战略：一、把现任的北洋代总统徐世昌弄下来，老徐没经过“议会选 举”，搬倒他很容易；二、将旧总统黎元洪请回来，当初黎元洪属于“被迫离职”，他可是名正言顺的“民选”总统；三、以大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召集国会议员举行 “大选”，“合法选举”曹锟。
也亏得吴景濂认认真真走过场，说穿了就是捏着鼻子哄眼睛。
黎元洪稍加推辞，提出 “废兵裁督”的口号，到北京“继任”总统。既然要遵守“约法”，就少不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戏份，吴在天津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联络昔日同僚， 为直系摇旗呐喊。一些直系军阀根据曹锟、吴佩孚的旨意，纷纷发表通电支持。旧国会众参两院议员203人于1921年5月31日发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 会职权”，吴景濂毫无意外地“当选”为众议院议长。
这次的北京政府建立在直系的枪口下，黎元洪自然做不了主，他本想请南方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阁，以便促成南北统一，先提出伍廷芳，曹锟、吴佩孚反对，又改任颜惠庆，国会又没通过，最后只得让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
直系内部也存在分歧，曹锟的弟弟曹锐一直担心吴佩孚势力太大抢了哥哥的风头；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其弟曹锐以直隶省长驻天津，故称为“津保”派；吴佩孚以副巡阅使驻洛阳，故称“洛阳”派，两派都想在内阁中塞进人手。
结果，“国会”先后通过了各部部长，吴佩孚的“洛阳”派人数众多：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 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罗文干、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署、教育总长汤尔和等人都是英美派，属于无党无派人士。
黎元洪所谓的“好人内阁”，算是满足了洛阳吴佩孚方面，却使保定方面大为光火，曹锐认为吴佩孚发展个人势力，完全组成了“洛阳政府”，于是暗让吴景濂使绊子，并允诺将王宠惠弄下来，以内阁总理相赠。
吴佩孚向来自负，国会复会时，吴给他们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 训话了！”这时北京政府内，既有总统、国会和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内阁本身，因为阁员的后台大老板都不协调，也是各行其是；国会众议院议 长吴景濂转向曹锐一系，也跟总理王宠惠斗，引发了几件颇为滑稽的大事。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务大会”的开幕仪 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布开会，还没致开会词，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宪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 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力，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领头人一闹，就有革命党议员大叫：“黎元洪早 就被赶下台了，现在还没通过选举，谁批准你当总统？你只是一个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面红耳赤，让吴景濂赶快念完开会 辞。等会场稍微安静，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便有人用手狂拍桌椅，国民党议员大叫：“黎元洪，当年你屈从段祺瑞解散国会，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也有人 指着王宠惠骂：“未经大选，你王宠惠怎么成了国务总理？顶多一临时的，老子这议员身份，可在民国成立之初就是！”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念完颂辞走人——其实没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这时的国会议场已乱成一片。
王宠惠看见局面闹得太凶，不敢致辞，请议长吴景濂潦潦草草地结束了这幕会议。
吴景濂乐得看王宠惠出丑，会后在宴席上吴借着酒劲问王：“总理，国会的经费一直没发，你总得表示一二吧。”王宠惠相当不爽：“现在不仅是国会没发，内阁 很多钱也欠着，大家先忍着吧。”吴景濂冷笑：“这事都不能摆平，你当啥总理呢？”王愤怒地道：“你以为我想干啊，咱只是想让百姓少受点战乱之苦，不像有些 人，几上几下均为名利！”
吴景濂遭到一顿抢白，气得脸色发黑，不由大骂：“你说谁？”王宠惠冷笑：“谁认就是谁，先跟孙中山、后依袁世凯、再捧陆荣廷、接着回北京抱曹大帅！”吴景濂知道王是讥讽他“四任议长”，忍无可忍，跳起来就要动手，幸好旁人拉开。
几天后，外交总长顾维钧为调节内阁、国会矛盾，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全体阁员和国会中重要人士都参加。吴景濂和王宠惠又吵了起来，吴问王：“国会马上就 要你下台，你不能赖着不走啊。”王大为光火：“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吴道：“议长就可以代表国会。”王气得发抖：“你懂不懂国法？”吴景濂大声 道：“我就是要你下台！”
双方又闹得不欢而散。
吴景濂一心想当总理，在家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正好这段时间内阁向奥地利借款纠纷发生，吴认为找到了摧毁王内阁的得力武器。
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秘密拜访大总统黎元洪，并称有机密大事。
黎元洪见他们面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屏退左右。吴景濂很严肃地从随身携带的公事包中拿出一份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
“奥国借款”已经在巴黎和会上通过，不必再发债票，但“华意银行”为了从中捞一笔，付出支票8万英镑，唆使内阁换发新债票，那张支票都被吴景濂弄来了，上面有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是“受贿铁证”。
其实内阁这么做，主要原因是吴佩孚想捞钱。吴既然是内阁大老板，他要军费，内阁就不能不重视。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向外借款。王宠惠、罗文干和西方国 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发行新券”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1亿元的新借款。这件案子引起贪污嫌疑，是在于罗文干经办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 过，也没呈请总统批准。
华意银行内部有吴景濂的亲信李某，于是此事被捅了出来。李某作为经手人之一，前来作证。
黎元洪不知该怎么处置，吴景濂不依不饶：“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黎犹豫不决，吴恫吓道：“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傀儡总统黎元洪真担心罗文干逃走，给反对自己的人落下口实，就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
罗文干被逮进警察厅后大吵，聂宪藩给了张公文：“奉大总统手谕……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徘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忿然道：“即便是贪污，也应该由国会提议案、法院下传票，吴景濂打小报告，大总统就下令抓我，咱这内阁部长算啥？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律，这不是抽自己耳光么？”
稀里糊涂查受贿
就在罗文干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相当义愤，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内阁部长是非法行为。
第二天，王宠惠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质问，黎元洪也明白昨晚被吴景濂忽悠了，连忙说自己糊涂越权了，甚至表示愿意公开自责，亲自到检察厅去把罗接出来。
王宠惠等人火气稍微平息，就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一、通电全国，说明吴景濂、张伯烈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检察厅依法办理。内阁阁员们又替总统拟就了一道命令，请黎发表，全文如下：
“……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 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 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
黎元洪表示愿意盖印公布，正在这个时候，总统府又涌进来一大群人——正式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风闻阁员们在黎处开会，怕黎受他们影响，于是邀集20余位议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来，表情犹如黑社会斗殴一般，吓得阁员们从侧门溜走。
吴景濂看到楠木桌上还没有盖好印的大总统命令，就威胁黎：“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布命令。”黎元洪既不敢得罪内阁又不敢惹恼国会，只得同意。
内阁这边自然不满，第二天再次到总统府举行了“府院联席会议”，王宠惠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内阁的存废问题！”其他几个部长也相当义愤。
黎元洪分辨说“奥债”一案未提交国会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反驳这是手续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也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顾维钧、孙丹林、 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越权，必须公开道歉，而且将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辞职。黎元洪不肯，几个部长就以辞职威胁。
正在不可开交时，侍卫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不下一百人。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内阁部长们再次被吓走。
议会与内阁斗得乌烟瘴气，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
首先是总统黎元洪稀里糊涂抓人，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各方对黎都不谅解。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其次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携带公函向黎打小报告也很不像话。阁员贪污应该在国会弹劾，议长怎可代表国会致函总统？假如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盖国会的印信。
至于国会也用了双重标准，众议院虽然在议长告发后提出“查办”，却置议长“私盖印信”之罪于不顾；更荒唐的是，《约法》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 “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是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即使是“弹劾”，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罗 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
内阁方面也存在问题：借款案并未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仅仅是国务院的批准，谁有权批准呢？当然是总理，仅仅总理批准，财政总长就“领了圣旨”？
北京的各大报纸天天追踪这稀奇古怪的新闻，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尤表不满：“仅就此案情况而论，领事裁判权在目前的中国，实不可以撤消。”
吴景濂领衔主演的“打击贪污”，最后演变成不伦不类的闹剧：议长议员成群到政务院威胁总统和阁员，阁员居然害怕挨打不敢与之辩论……
内阁总理王宠惠无法善后，就向洛阳求救，吴佩孚自然批评黎元洪，黎害怕吴翻脸，只好派人用自己的专车将囚禁中的罗文干接到总统府来陪不是。
黎元洪刚送走罗文干，吴景濂又带了三十几个议员到总统府闹事，要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黎元洪满头是包，悻悻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王内阁 是你们同意过的，没有几天你们又要罢免他，对付罗文干也是你们提出的，你们要我下令逮捕他，我照你们的意思做了。你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我这个总统当 做什么人？”
后来法院的调查也是相当冷幽默：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8万英镑属于借款性质，由财政部公开领收，无人受贿。吴景濂买通的华意银行副经理李某则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因此罗文干受贿渎职案就不能成立了。
沸沸扬扬的受贿案总算落下帷幕，总理王宠惠自觉斗不过吴景濂，辞职了事。黎元洪面对洛阳派与津保派的争斗，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赶忙派人分头去约请靳云鹏、顾维钧、周树模等暂时代理内阁总理。但这几个谁也不肯代理，一时间，北京政府成了无政府状态。
11月29日，黎元洪提出由汪大燮组阁。汪声明维持10日，10日后去职。黎元洪又提出张绍曾组阁，张倾向津保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算是两边不得罪。
通过国会扯皮拉筋的讨论，新内阁出炉，总理张绍曾，外交总长施肇基，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刘恩源，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彭允彝，农商总长李根源，交通总长吴毓麟。
张绍曾组阁后，津保派气焰薰天，吴景濂尤其叫嚣“先解决总统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合法，黎总统的任期该如何核算，如果不合法，国会就应该视现任政府是临时性质，要展开大选，另选合法总统。”
曹锟正想当总统，吴景濂对这布贩子出身的大帅反复讲解：总统要经过选举才算合法，您不能太着急。曹锟问，怎么才能让议员选咱呢？吴景濂便提了个好主意：送钱！
从1922年1月起，曹锟的弟弟曹锐便与吴景濂行动开来，统计国会中的各派政党中愿意选举曹锟的议员名单，月给津贴200元，名义上是聘其为“直鲁豫巡阅使曹大帅”的顾问——反正顾问这玩意儿没名额上限。
等派人秘密将名单弄来，一起居然有3450人，曹锟见后吓了一跳，赶紧把吴景濂找来：“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中挑选的，怎么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
吴景濂看后哑然失笑，解释：“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就加入了七八个政党，您这办事人图方便，直接找政党首脑写名字。那些人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
曹锟也觉得荒谬，让人再去整理，删去重复者，可这下又发生了新纠纷，每派“政党领袖”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国会中闹得乌烟瘴气，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顾问”议员共有380余名。
这年新年，曹锟致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炭敬”3万元，副议长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得知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自己只有200元，又吵闹不休。弄得曹锟很郁闷，骂议员真是欲壑难填。
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想武力统一中国，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张绍曾却联系广州孙中山、东北张作霖，期望“和平统一”，显然总统和总理都不对直系胃口。
贿选总统
黎元洪和张绍曾想做点实事，奈何直系的军爷们根本不把中央政府当回事。
1923年5月，曹锐、吴景濂再次掀起倒张狂潮，张绍曾被迫辞职。6月8日，曹锟利用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下台，呼吁“召开国 会、选举正式大总统”。接着，又唆使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黎知大势已去，通电辞职，去了天津。
驱逐黎元洪后，曹锟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许多议员不满直系专权，也纷纷离京，国会人数不足，选举无法进行。曹锐等不及了，说可以仿照孙中山开“非常 国会”的先例，选“非常大总统”。吴佩孚不以为然，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吴景濂被挤兑得满脸是汗，提出“武戏文唱”，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 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折衷磋商，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二、找一些社会贤达进内阁，充实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 京。
可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都不上钩；中央不能无总统，曹锟让高凌霨出面“代理摄政”；为了吸引议员到北京来，吴景濂拟好了一份电报，以曹锟的名义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请国会议员北上制定正式《宪法》”。
也许吴景濂有谋取功名的心思，但他执着地“依法”办事，也不能不钦佩其严谨。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选举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才能 举行，吴景濂苦心召集议员，也是想重振国会声势，他认为“只有与直系合作，民国宪法才有望制定成功，议会政治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与发展。”
这年6月，在吴景濂的策动下，留京的35个政团代表举行协商会，达成关于“制宪”问题的协议：1、劝告同仁维持宪法会议；2、宪法会议不得变更议事日程；3、决定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时进行；4、制宪经费正常发放。
吴景濂兢兢业业办事，曹锟的银子却如水一般泼了出去，布贩子出身的大帅有些舍不得了，质疑“过场走了许久，我咋还没当上总统？”吴景濂反复解释，“合法”才能坐的长稳，您得想办法支付议会运作！
怎么弄钱呢，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个好办法：逮捕毒犯百余人，选择无力缴款的“小鱼”枪决示威，令其余人等缴纳数千到数万元予以释放；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170个县，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
曹锟大喜，表扬王承斌会办事。筹足经费后，吴景濂便设立竞选班子，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机关，明确表示：在京议员有出席费，每月有600元津贴，在沪议员每月只有300元，还真有不少人回到北京。
为了保证曹锟被选上，曹锐等人建议“投票就给5000元”，但曹锟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们也质疑要是投票后不付款呢？吴景濂几方调节，提出折中办法；准备“每票5000元”的支票，只要写曹大帅的名字，登记时就给该议员一张，钱货两清。
9月15日，“总统选举预备会”召开，议员出席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冒签为436人，会议才达到法定人数。到了9月23日，在京议员已有 600余人，至此，大选问题人款两足。而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以及奉、皖和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之丑剧。
曹锟和吴景濂才不管这些，发出支票573张，除普通票每张5000元外，还有1万元及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闹得全国皆知，社会各界骂声一片。
10月4日晚是大选前夜，吴景濂所在的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门前停放汽车几百辆。“反直派”则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每人8000元，共收买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失败，这40人中，还有议员两边都拿了钱。
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警戒，并派保安队往来逡巡。选举现场除议员及特邀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准通过。无论国会议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搜身，女宾由女侦探搜查。
原规定10时开选，但到了11时40分签到者不过400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遂派人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甘石桥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
为了凑足人数，曹锟临时决定“即使弃权而肯来出席者，也发给5000元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
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依然有议员没选他，其余得票人有：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其他票数可以忽略，最为搞笑的是几张废票，中有孙美瑶（山东马帮土匪头子）一票，“五千元”一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京报》曾记载道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 钱支配下，裒然当选……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 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
曹锟贿选成功，吴景濂自然功不可没，驰电致贺，以示殷勤：“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
直系自娱自乐，孙中山在广州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一致行动。
曹锟与吴景濂哥俩丝毫不把其他人的反对当回事，10月10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的曹 锟。保定城内商家奉命悬挂国旗，曹府张灯结彩。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之类的话，代表国会承认您是总统云云——当年他对非常大总 统孙中山也是这样说。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厚爱之类。
二人皆大欢喜，乘原车回北京。曹锟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法也是吴景濂一手操办，短短两个月就出笼，后世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谁来当内阁总理的问题即被摆上了台面。吴景濂在这场“豪华大戏”中出力尤多，满以为自己能当选，可吴没想到自己一连串的计划虽然捧起了曹总统，却得罪了吴大帅。
直系中吴佩孚是曹锟的得力大将，虽然吴为首的洛阳系与曹锟的津保系有矛盾，但终归属于内部问题，吴景濂一直伴着曹爷牵制吴，自然弄得吴佩孚很是不爽。曹锟要给吴佩孚一个台阶，便郑重请吴提议内阁总理。
吴佩孚当然会推荐自己的心腹，给了两个名单：颜惠庆和孙宝琦。
走错一步棋
吴景濂本以为一切均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曹锟被国会“选举”为总统，国会通过了“正式宪法”，自己也算为国民做了点实事，只是他这人有着浓郁的书呆 子气——哪个军阀会把国会当回事？他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自己却被人骂得人不人鬼不鬼，上海报刊界给他送了个绰号“猪仔议长吴大头。”还有人写诗道“吴为 泰伯后，至德何悠悠。子孙日不肖，夷陵到大头。”
尤其郁闷的是，曹锟卸磨杀驴，根本不在拿他这“议长”当回事。且曹总统学会了他那一套，在国会中扶持一批失意政客，组成“宪政党”为己所用，吴景濂连国会阵地也保不住了。
1923年11月5日，吴景濂主持众议院召开大会，开场白还没说完，“宪政党”内的捣乱分子就大声叫嚷：“既然要依法决定总统与总理，也得讨论议长任期 的问题！”“凭什么你吴大头一直担任议长？”在贿选总没捞到好处或者是好处没捞够的议员们也跟着起哄“先解决议长，再选总理！”
吴景濂大窘，将案上的锤子敲了几下，大声道：“安静，安静。”拥吴派也大喝“不许吵了！”台下的倒吴议员们恼了，纷纷操起面前的杂物朝议长席扔来。四川籍的议员黄翼更是以百步穿杨的手法将议桌上的墨盒砸向吴，正中其“大头”，吴顿时血流满面，大喊“打人啦！”
议席内拥吴派见状，也操起家伙与政敌作对厮打，更有人浑水摸鱼报私仇，吴景濂头破血流，身上的衣服也在混战中被扯乱。亏他身体还算是强壮，找了个空隙挤出会议室，接着指挥十几个警卫浩浩荡荡再回会议室，逮兔子一般把黄翼给绑了，送往地检厅要求法办。
地检厅认为黄翼是议员，在议会上大吵不算违法，只作了“交保候传”的处分；同时反吴派的议员集体去见内务总长高凌霨，要求撤换众议院警卫长，予以“殴打议员”的处分；吴景濂拒绝撤换，说自己身为议长，有权指挥警卫，即便是警卫抓了议员，也是议员先动手打人。
更幽默的是，吴景濂还将查案的检察官也关了起来，认为其“包庇罪犯”，国会内纠纷迭起，闹得不可开交。
舆论沸沸扬扬，既讽刺吴景濂费力不讨好，又对反吴派颇有微词，责备他们不该为了议长改选“影响迫切需要解决的组阁问题。”也有拥吴的议员去找总统曹锟， 说：“大总统你也不出面管管，看看吴议长如此狼狈，谁以后还愿意为总统效力呢？”曹锟装糊涂：“这是国会内部的事情，我可不能越权啊。”
吴景濂见曹锟过河拆桥，十分没面子，带着议长的印信去了天津，并发表通电，声言北京空气污浊，要在天津再开国会——只是这时候已经没人在乎他这“议长”了。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战败，张作霖进驻北京，吴景濂曾想打通关系与奉系合作，只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对“宪政”“国会”根本不感冒——当年就是他把吴景濂赶出东北，现在才混成了大帅。书上那套根本不适应！
11月底，段祺瑞被请出来担任“临时执政”，组织中央政府，以“贿选罪”通缉吴景濂。吴景濂只好出洋到日本观望时局。
不久后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吴景濂又从日本赶回国内，托人试探吴佩孚的态度，吴对国会也不再感兴趣，吴景濂大为失望，又回到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请吴景濂回东北主持政务，吴景濂不愿出任伪职，当面拒绝。他晚年办了个耀华学校，常叹自己“走错了一步棋”。1936年，吴景濂在天津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会面，后屡屡协助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很快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又请吴主持华北政务，也遭到了吴的拒绝。作为北洋政要，吴景濂晚年在沦陷区仍保持民族气节，实在难能可贵。1944年1月24日，吴景濂病逝于天津，终年72岁。
吴景濂协助曹锟贿选，一直受到人们激烈批评。但批评者往往没考虑当时国会的尴尬状况——自从第一届国会成立，即以“制定正式宪法”为首要使命。可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10年光阴毫无建树，期间还被张勋、段祺瑞两次踢开。
国会在曹锟、吴佩孚的呼吁下第二次复会后，时人对国会并无良好期望。梁启超曾在文章中指出：国会重开只是政治上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希望国会能够尽快完成制宪，促进政局的稳定。
学者罗隆基也曾为吴景濂鸣冤：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 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虽然直系贿选，但也表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他们完全能以武力逼着议员 选举。
值得喟叹的是：北洋践踏约法，孙中山可以号召革命党以武力相抗，吴景濂一介书生，只能以“国会议长”的身份谋求与当权者合作，希望尽早能“依法治国”。只可惜在武夫当国的年代，书生的美好想法都显得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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