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国之恋：一位风尘女子延续的中华礼教

“中国的文学是人世的，西洋的文学是社会的。”

西方的文学经典长于描写人的情绪和事态，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必要表现贵族和教会的虚伪，而要歌颂下贱的吉普赛女郎和丑陋的敲钟人拥有高贵善良的心灵，以张扬人道主义，以完成思想启蒙；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要用一半的篇幅来讨论俄罗斯的土地改革。

西方的文学作品，强调社会变革的功能；而中国的文学，表现的人世风景，强调诗教、礼教的教化作用，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以，中国的文学遍在于人世的方方面面，朝廷上的表疏奏议、民间的筹谢唱答，都可以成为千古不朽的文章，诸如《出师表》《陈情表》《岳阳楼记》等。以此观照西方，西方则没有这一类的文学品种。

中国的诗歌亦是如此。

春林花多媚，

春鸟意多哀。

春风复多情，

吹我罗裳开。

——《子夜四时歌》

这样的诗有什么主题可言，有什么社会意义可言，这只是一个女子的调皮。同样在《陌上桑》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女子秦罗敷的跌宕自喜。

西方的古典文学，看不到普通妇女的感情生活，中西方文学的体质和血型不一样。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教的国度，“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简单质朴的语言，传达了天下兴亡的离仇别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胸怀大志的隐逸诗人虽然生活艰辛,却有怡然自得的野趣。

读这样的诗句，可以想见陶渊明其人，读李杜诗篇，同样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有这样精彩有趣的民族魂。正是因为“诗言志”的伟大传统，才有了从朴素天真的《诗经》《楚辞》，到雄壮华丽的唐诗宋词这些历代的经典。

但不得不说，五四以来，新诗、现代诗渐渐偏离了“诗言志”这个传统。尤其是学院派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一味向西方看齐，与西方接轨。

试以“新月派”著名诗人徐志摩为代表。比如《再别康桥》一诗。

其一，其诗美则美矣，但凡美丽到极致的东西，都令人怀疑。昆曲很美，就不如京剧贵气；宋词很美，就不如唐诗的壮阔。

其二，此诗作于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乱之际，“那波光中的艳影，在我心里荡漾”。 林徽茵在这一年嫁给了梁思成，个人的儿女情长，怎 么比得上诗人的家国情怀。而徐志摩本人，其忧国忧 民的政论文章其实也并不少见。

其三，这首诗的意境和节奏，有西方诗歌的母本， 即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蜜腊波桥》。

爱情之所以是西方文学的重大母题，是有中世纪教会的禁锢，是因为经书上说“你要爱天上的父”。而在中国，很难想象李白、杜甫、苏东坡会去写一首爱情诗。

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曾经被本刊《新教材》栏目推荐，这篇经典之作，其实远远不是对 一段倾国之恋的追忆，更是为了让一个风尘女子来延续中华民族的诗书之礼，它没有一丝半点的轻佻，比林语堂推崇的《浮生六记》来得更为正经。

水绘园，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与董小宛的居所，这一对乱世佳人在王朝覆亡之际，也要精致地 “做一份人家”，这蕴含了人世的一切庄严和神圣。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柏桦要重现这一段瑰丽的人世风光。

董小宛画像

《水绘仙侣》即是一首描绘江南风物和士大夫风范的一首长诗，是与《影梅庵忆语》互文写作的后现代文本。

作者柏桦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写作的诗歌界代表人物，一直拥有广泛的诗歌影响力。 “柏桦足以称得上致力于民族写作的大诗人，其发扬汉语之美的呼声以及所创作的文质兼美的作品，对于发扬民族精神的今天，无疑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柏桦诗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附：

家居

柏桦

人之一生：春、夏、秋、冬

很快，你发现了新的喜乐：

女红、饮食、财务及管理。

子曰：“仁者静。”

你就在静中洒扫庭除并亲操这份生活。

“其德性举止，乃非常人。”

家务是安详的，余闲也有情：

白日，我们在湖面荡舟，

逸园和洗钵池最让人流连；

夜里，我们在凉亭里私语，

直到雾重月斜，

直到寒意轻袭着我们的身子。

曾记得多少数不清的良夜，

你长饮、说话，若燕语呢喃，

而我不胜酒力，常以茶代酒。

有时，我们又玩别的游戏，

譬如读诗或抄写：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闻风相悦，

只为唯美，只为消得这水绘的永夜。

（原创自志道教育《新教育家》，文/王化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