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的历史

　　清末民初，北京是一个交通落后的城市。“近代以来，北京载人运物的交通工具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落后’”。老北京人们出行的代步工具主要是人抬的轿子和骡马拉的轿车及后起的人力车。

　　轿子是老北京传统交通工具之一。有钱的人出门多乘坐轿子。由于轿子靠人抬，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来，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逐渐被人们所淘汰。轿车也称为“骡车”，

　　是用骡子驾辕的一种车。轿车是老北京最主要的载人工具。当时尚无人力车，“凡出门觅代步者，皆用轿车”。随着老北京人力车的兴起，轿车“日行减少”。

　　一、人力车的兴起

　　在轿子及轿车的影响逐渐减弱之时，清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人力车在北京流行起来。在北京电车开行前，老北京的人们出行代步工具以人力车为主。人力车又称洋车，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北京街头最早出现人力车是在1886年。当时的人力车不装橡皮汽轮，轮子小，而车把短高，两端装有铜钩或铁钩。人力车必须安装车灯，车灯多为电石灯，也有煤油灯。此外，人力车还必须安装喇叭或脚铃。喇叭安装在车把上，由车夫手按发声，脚铃由坐车的乘客脚踏发出声音。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因为人力车是进口的洋货，被义和团毁坏。1901年北京秩序安定，人力车又重新出现，后来车辆猛增。据北京市政府统计，1917年北京共有人力车20274辆，其中自用车2286辆，营业车17988辆。1923年9月北京有公用人力车24000辆，私用人力车6941辆，共计30941辆。到1924年，在北京警察厅挂号的人力车达到36500辆，除自用车（即包车）7500辆外，其余29000辆均为营业车。1934年北平人力车54393辆，人力车夫108786人。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人力车才完全消失。

　　二、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

　　随着人力车的增加，北京的人力车夫也随之与日俱增。民国初年，北京是全国拥有人力车夫最多的城市。据1925年李景汉先生的调查，北京的人力车夫至少有 55000人，占全城人口的7%，占成年男子的11%，即每9个成年男子里平均就有1个人力车夫。上海有人力车夫50000人，仅次于北京。由于一辆车并非一人所拉，有两人合拉一车的。因此，统计北京拉车为业者，至少在7万以上。此外，还有依赖他们度日的亲属。这7万余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平均计算，每人家中至少有3人依靠一人拉车为生，那么京中依靠人力车为生的约在21万人以上。也就是说，和人力车夫发生经济关系的包括他们的家族在内约有21万余人。人力车夫主要居住在内左一区、内左二区、内左三区、内左四区以及内右四区等处。东西两郊的人力车夫比较多，约有5000人。南北两郊的人力车夫不过2000人。拉车的人这样多，据说除正式车夫外，还有不少候补的人力车夫，想拉车而拉不着车。就是这样卑微的生存，还是要竞争得来的。

　　北京人力车夫之所以增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受经济的影响。虽然是因为交通工具未实现大部分机械化，把人当做牛马使用，但实际上，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大城市，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缓慢，不能容纳大量的失业者。而随着失业者的增加，生计窘迫，人们迫不得已才去拉车。其次，农民破产的影响。农村经济衰落，农民处于破产的境地，生活极其艰难，于是纷纷涌入北京城谋生。因此，北京人力车夫一半以上是“南直隶”，即保定、通县一带人。本来都是自耕农或佃农，天一旱便没办法在乡下生活了，进入城市寻求新的职业，但很难找到工作，只能以拉车为业。再次，天灾人祸的影响。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北京处于复杂多变的时代，天灾频仍。饥、旱、兵灾使许多人无业可谋，只好加入人力车夫的行列。北京的人力车夫越来越多。

　　此外，为了谋生还有很多幼童去拉车。起初，警察对于幼童拉车管理很严。《北京人力车管理规则》规定，年龄在18岁以下者禁止拉车。由于幼童体质柔软，“血气未充，劳动应有节制，而后养育可以发达，身体才能健全”，而拉车对身体发育极为不利。北京警察厅曾经取缔幼童拉车，后来警察厅为了得到车捐相继发行车照，对于幼童拉车也不再取缔，渐渐放任不管了。因此，北京人力车夫中有许多幼童，他们的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甚至只有十一二岁。由于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拉车，两个幼童合拉一辆车，一个拉，一个推。这些拉车的幼童既没受过教育，又没什么技能，为解决吃饭问题，只好拼着命去挣几个窝窝头。

　　人力车夫的收入极其微薄。他们每天的收入最多时为铜元280枚，最少40枚，一般是在130枚左右。这样，平均每个人力车夫每日可得铜元130枚，除交租车费大约铜元30枚、饭费70枚外，每日所得的血汗钱不过30枚铜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是自置车辆，其余的老弱车夫以及来自他省的车夫，每日所得的铜元更是所剩无几，而有的缴纳车租后仅剩七八枚铜元。他们终日辛苦，多数人竟不得一饱。人力车夫收入的多少还和年龄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30～40岁之间的车夫收入最多。《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对于人力车夫的年龄与收入多少进行了比较，如15～19岁、20～29岁、40～49岁每日收入均为3角8分，30～39岁每日收入为4角3分，而50～59岁每日收入为3角6分，各年龄每日平均收入为4角。总起来看，处于青壮年的人力车夫收入最高，而年老的车夫收入最低。

　　人力车夫以一人而论，每天辛苦所得除吃喝缴租外，所剩无几。倘若是三口之家便觉得难以维持，必须得日夜拉车才可度日，而五口之家虽昼夜兼拉却仍旧不能养家糊口。为了谋生，人力车夫“尽力奔走，不顾性命，冀得较高之汗血资”，以至于因疾奔而伤身者时有所闻。据调查所知，人力车夫年过35岁以后，因拉车而精力减弱，不能从事于奔走。1924年4月12日的《申报》报道：车夫中“平时稍有积蓄得以小本经营而糊口者，百人中不过四五，其余因日暮途穷沿门托钵者有之，流为盗贼者有之，地方上治安亦不免受其影响……穷苦妇女，或因夫亡子幼，或谋生乏术之旗妇，黄昏后，衣男子装束而拉车，冀得一二十枚铜元者，亦屡见不鲜。”人力车夫将拉车视作谋生的途径，人力车给了贫民一条生路，但同时也给贫民开了一条死路。每年因拉车而累死的人不知又有多少，猝死街头的现象时有发生。据1924年10月14日北京《晨报》报道“洋车夫跑死了”，一个保定府的人力车夫在前门拉着车往南飞驰，突然被泥水滑倒，满地翻滚，气绝身亡。而16日北京《晨报》又有“洋车夫命比牛马贱又跑死了一个”的报道，“在东四牌楼炒面胡同居住的人力车夫马三拉车疾驰飞跑，一跤跌倒，不省人事而身死”。可见，人力车夫在谋生的同时又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此外，随着北京人力车的增加，人力车夫的数量有增无减，竞争非常激烈。大约30里长的距离，雇洋车只要2角钱左右。因为你不去，别人会贬价去。人力车夫经过同行的竞争，便不得不以最低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力。 　　人力车夫以拉车为业，生计异常艰难。一方面铜元价日跌（每元大洋可换250枚铜元），而另一方面物价上涨，使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自中华民国成立10年以来，北京物价飞涨。衣、食、住三项的物价涨幅都在一倍以上。例如使用最多的煤球，在10年前每百斤仅售铜子30枚，现在已达到90多枚，涨了两倍之多。暴涨的原因并非完全由于供求的原则，而是经过一次变动，物价增加一次。所谓变动，有属于政治，如洪宪、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有属于社会金融，如中交停兑、挤兑风潮。此外，还有一些大小变故。凡足以使人心浮动、社会不安者，一般商人必将物价抬高。一次抬高就永不再跌落，这才是物价飞涨的最主要原因。物价昂贵使一般劳动工资随之增加，而对人力车夫来说并非如此。10年以来，北京各种物价、各种工资没有不增加的，只有人力车夫车价大减。例如从前由前门至西单牌楼或东单牌楼车价约10枚，现在也是10枚。但从前30枚可以兑换银元1元，现在非90枚不可。

　　人力车夫的支出，以食物最为重要，主要是窝窝头、炸酱面等。每一车夫每日平均要吃两角钱，每月饭费10元（五口之家）。据李景汉先生的统计，人力车夫每年衣服、鞋的费用分别为5元、3元。煤柴每月1元左右。煤油杂费每月的费用4角。有住所的人力车夫平均每月约付租金1.2元，房租每月需1元（若住车厂，每人一晚铜元3枚），车租每日30枚。人力车夫的生活费如此低下，每月仅余2元左右为养家之用。而人力车夫的家属平均每人每月约需伙食费3元左右，每人每年平均约需衣服费3元。由此看来，人力车夫一个月的收入还不足赡养一个家人。所以，北京人力车夫不结婚的约占40%～50%。

　　人力车夫的居住条件很差。大部分人力车夫结婚后住在家里，其余或租房或住在车厂所设的房屋内。人力车夫住的屋子有两种，一种叫杂合院，一种叫伙房子。杂合院又分两种，一种是破旧的房子，位置偏僻，房主人不愿改建或无力改建，所以零租给车夫居住。另一种叫灰棚，系领来的荒僻官地或是私人的荒地，用碎砖、灰、土砌成。杂合院顾名思义是指多数人家杂居一宅而来。伙房子的形式也不外乎杂合院一类，可是又次一等，是零租给单身车夫居住的，大体上和小客店差不多。一间屋，可以租给几个人，每人只占一席地。杂合院的租价每月每间铜元100枚至150枚、200枚不等。伙房子的租价每人每天铜元3枚左右。杂合院、伙房子主要在内城、东西沿城根和北城一带荒僻的地方。1916年，人力车夫的棚屋开始出现。据说棚屋的出现和一个冻死的人力车夫有关。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有一名外国人要进剧院看戏，让车夫在门口等他。几个小时后，等外国人出来时，发现车夫还等在那，但已经被冻死。由于这件事的刺激，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于1916年共同发起组织救助协会，利用义演活动募集的款项建造了一些棚屋，供人力车夫取暖休息。

　　说起人力车夫的吃饭问题，更是可怜极了。拉车的时候不能赶回家吃饭，肚子饿了，随时随地买点粗面点心充饥。人力车夫在家吃饭的好坏和家里人口多少、负担轻重有关。如果家里人口不多，而拉车赚得钱多，自然买点好东西吃。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反过来说，家里人口多，钱却挣得少，就顾不得好歹，只求填饱肚子。出力拉车的人，饭量很大，每人一顿吃一斤半面。但车夫当中能这样按时按顿吃的很少，多数都达不到。北京人力车夫所吃的面食有以下三种：杂合面、小米面、黑面。杂合面又叫杂花面，是用玉蜀黍（玉米）磨成的，和水调蒸成空心馒头，每斤不过铜元三四枚。另一种面食叫小米面，是用稷米磨成，比杂合面细些，和水蒸食，每斤铜元五六枚。还有一种面食叫黑面，就是极粗、极次的麦面，颜色灰红，价格便宜。人力车夫吃这些粗粮，主要是由于“价廉物粗，食之不易消化，但可以疗饥。”有的人力车夫连这些粗粮都吃不到，只能吃一些粗面粉和水煮成的吗糊子。

　　人力车夫是一个辛劳困苦的阶层，不仅拉车时间长，而且拉车时需长途奔跑，劳动强度大，而所得的微薄收入却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如人力车夫任有德祖孙三代在解放前都是以拉人力车为生。他的祖父从北京有人力车之日起就开始拉车，他的父亲又在祖父的拉帮下拉了车，而任有德刚刚十六岁也开始拉车。任有德拼命拉车赚钱，好不容易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一年夏天，在拉了一趟比较远的活儿后，由于出汗过多，口干舌燥，就在路旁的水井中咕嘟咕嘟地喝了许多井水。没想到水不干净，他便开始腹泻，后来转为伤寒。由于没钱去大医院医治，险些丧命。一场大病使得他这个健壮的小伙子变成了骨瘦如柴的病汉子。他生病后家里没人拉车，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已先是卖了车，接着又去当铺典当衣物，最后落得典当一空。为了维持生活，他的爱人只好糊火柴盒、做针线活，四五岁的孩子天天在垃圾堆里捡煤核儿，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难。过了一段时间，任有德的病好不容易好了，但体力已大不如前。又过了四五个月，他才挣扎着拉上了车，赚点窝头钱，勉强度日。而他的三叔更是遭受不白之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到关内。他三叔在鼓楼大街停车揽活时，遇上两个手拿皮带满街抓车的东北兵。大兵拉他走，他硬是不肯。当兵的大骂，举起皮带往他头上抽，双方动起手来。但因寡不敌众，他最终被大兵扯到德胜门外黄寺兵营。大兵对他施以酷刑，“皮带抽，军棍打，灌凉水，压杠子，直到逼他承认了殴打军人之罪，最后扣了他的车，”把他轰出营外。这场不白之冤最后不了了之。可见，当时的人力车夫生活之艰难。

　　拉车全凭力气赚钱，但由于拉车是非常费力的事，人力车夫往往是两个人合租一辆车。他们分日班和夜班轮流拉车。日班是从早上6点接车拉到下午3点为止，接着就是夜班拉，到明天早晨交车。这样，轮流不息，一辆车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拉全天的是从早晨拉到晚上10点钟以后。人力车夫早晚奔波，如果一天不拉车，便一天没饭吃。胡适漫游欧美，对中国的人力车夫大发感慨，“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无论晴天雨天，他们总是在路上奔跑，在阴雨的时候没有雨衣穿，在炎热的夏季没有凉帽戴。这样看来，人力车夫的生活简直和牛马一般，吃不饱，穿不暖，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

　　参考书目：

　　[1]北平市政府统计特刊[N].第2号.

　　[2]房福安原著、莫若强译.中国的人力车业[N].社会月刊，1930.7.11.

　　[3]北京人力车夫之现状[N].申报，1924.4.12.

　　[4]北京的人力车夫[N].新中国，1919.

　　[5]任有德口述，李英夫整理.北京的人力车[M].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三辑），1982.

　　[6]胡适《漫游的感想》[N].现代评论，6卷1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