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还坚持一个半世纪？大唐被远远低估的中枢决策系统

一般人都觉得，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四分五裂，已经完全衰退了，所以唐帝国只兴盛了安史之乱之前的一百多年。

其实，大唐是华夏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具有强大韧性的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这种放在其他王朝直接灭国的动乱之后，还能延续了一百五十年。

不仅如此，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晚唐也绝不是一片昏暗，相反，安史之乱之后的大唐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面对着从中古向近古过渡这一“千年变局”“千年困局”，在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突破。

大唐帝国拥有中古时期非常优越的中枢决策系统，这让大唐得以在安史之乱之后逐步恢复了稳定

这背后原因很复杂，但黄金岛想说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大唐是一个即使经历了安史之乱，中枢决策体系依然一直高效运转的坚韧帝国。

这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因素。

第一是中唐之后皇帝大多壮年继位，继位之前大多经历了很多岗位的历练，统治时间也比较长。

有人戏称大唐的皇位继承是“禁卫军继承制”，这也有一定道理，大唐的储君不好当，很多时候都得用强力手段才能上位，这一方面造成了一些混乱，但另一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那就是真坐上皇位的唐朝皇帝，大多成熟且都有两把刷子。

大唐皇帝18岁之前继位的，只有4人，分别是唐殇帝李重茂（16岁）、唐敬宗李湛（16岁）、唐僖宗李儇（12岁）、唐哀帝李柷（13岁），李重茂屁股没坐热被李隆基赶下去了，唐哀帝是朱温的傀儡不提了，安史之乱之后18岁以下继位的只有唐敬宗和唐僖宗两个，而且古人成熟早，16岁继位的唐敬宗其实也懂事了。

而剩下的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皇帝全部是壮年继位！分别是唐代宗李豫（37岁）、唐德宗李适（38岁）、唐宣宗李忱（37岁）、唐宪宗李纯（27岁）、唐穆宗李恒（26岁）、唐文宗李昂（19岁）、唐武宗李炎（27岁）、唐懿宗李漼（27岁）、唐昭宗李晔（21岁）。而这些皇帝继位之前大多已经担任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等职位历练，积累理政能力，与文官、宦官、禁军、藩镇多有联系以“争夺”皇位，所以和汉朝、明朝不同，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皇帝基本上继位就已经是“完全体”了。

壮年继位还附带另一个好处，那就是长寿、统治时间也长。安史之乱够的唐朝皇帝没活到30岁的只有唐敬宗李湛（18岁）、唐僖宗李儇（27岁）、唐哀帝李柷（17岁）3个，而在位时间一年以下的只有唐顺宗李诵（1年）1位，2－5年的只有3位，唐穆宗李恒（5年）、唐敬宗李湛（3年）、唐哀帝李柷（4年），而除开唐哀帝，唐穆宗的5年其实也比较长了，剩下的唐朝皇帝在位时间都在6年以上。

唐朝皇帝多壮年继位、继位前有广泛历练、在位时间也比较长，这样可以应对复杂局势

皇帝壮年继位、多岗位历练、在位时间长且稳定，这就是大唐中枢系统坚韧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则是大唐的决策系统科学又合理，沟通成本很低。

今天的人们都在说嘉靖不上朝还能控制朝局，说明大明的中枢决策系统很有效。但真说有效，明朝的比不过唐朝。

“上朝”的重要性被忽视了，上朝意味着最高决策者和官僚集团围绕治国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官僚集团和皇帝都做谜语人，那这样的话沟通成本真的大的上了天了。

嘉靖不上朝大明还运转的原因是明清已经是个极度保守内敛的王朝，通过减少开拓创新确保处理的事项大部分都可以遵循“祖制”来处理。假如让大明中后期面对大唐这个局面，别说几十年不上朝，几年几个月不上朝就没法收拾了。

唐朝最高决策会议在主要有4种。

一个是常参决策会议，每年正月元日、每个月一号和十五号，唐朝皇帝在大明宫宣政殿面见五品以上的高官。但这种方式太呆板，时间间隔也比较久，所以后来这种会议转为礼仪性质，不再进行议事决策。

第二个是仗下后决策会议，唐朝皇帝面见百官需要卫士先排列仪仗和警卫，会见结束百官会和卫士一同离开，在卫士离开后皇帝与宰相等高官见面就称作仗下后决策会议。仗下后决策会议比常参决策会议更灵活，参与人数更少，因此可以就一些非常核心的议题进行充分讨论。但这种方式还是不够灵活，因此第三种决策方式出现了，也就是著名的延英决策会议。

延英决策会议因为在大明宫延英殿举行而得名，这种决策会议具有举行时间灵活高效、讨论议题和参与人员广泛又合理、决策程序科学等优势，成为贯穿中晚唐的最高层决策会议。

1.延英决策会议举行时间灵活高效。延英决策会议可以由皇帝下诏举行，也可以由宰相甚至六部长官提出申请，处理事情非常高效：

内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头付阁门开延英，阁门翻宣申中书，并膀正衙门。如中书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膀子，奏请开延英，只是宰臣赴对。

由此可见皇帝和宰臣有想讨论的议题，都可以发起这种高级会议，这和今天基本上没有区别。

2.延英决策会议讨论议题广泛又合理分层。军国大事是延英决策会议的主要讨论内容，比如改写中唐之后我国历史的两税法，就是杨炎在延英决策会议上提出，并被唐德宗同意推行的。两税法在应对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赋役大增而人口流散，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的困难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有时候这也是君臣之间进行其他信息交流的很好的机会，有点类似于今天我们在开会讨论完正事之后的唠嗑，比如宪宗时的“延英奏对，公事毕，辄言私情”宣宗时延英会议，“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

唐宪宗和唐宣宗两人都是比较有能力的帝王，他们充分用好延英决策会议，以此作为了解内外情况的渠道，甚至作为拉进君臣关系、放松心情的方式。

3.延英决策会议的参与人员也非常广泛且合理。作为唐帝国中央最高决策会议，三省长官、六部长官等是延英决策会议的核心参与人员，后来参与人员扩大，唐代宗时在延英殿分批会见中书舍人和谏官，唐德宗时期开始允许各司长官参加，到了唐宪宗时期：

请自今已后，兼以中书门下省、御史台、拾遗、监察御史，及尚六品、诸司四品已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客、詹事，及王府请等，每坐日，两人待制，正衙退后，令于延英候对，以为常式。

最终把延英决策会议的参会人员进一步扩大，类似于今天我们的扩大会议，有效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皇帝、群臣乃至宦官都以延英决策会议为平台参与到讨论中，沟通成本很低。

4.延英决策会议的决策程序历代唐朝君臣的补充，最终决策程序变得也非常科学。延英决策会议的议事决策程序主要包括议题提出-会议讨论决策-由皇帝或宰相／群司发文已至成为定制等几个环节。

决策很迅速，环节也很科学。比如谢元鲁先生的《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一书曾经提到过唐文宗时期处理宰相宋申锡被诬告事件。

当时权宦神策军中尉王守澄说宋申锡要联合漳王谋反，这是一件大事，唐帝国中枢收到奏章后，延英决策会议迅速运转起来：

大和五年二月戊戌，即二月二十九日，宦官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李凑。当天虽是旬休日，文宗马上急召与宋申锡同时任相的牛僧孺、李宗闵和路隋三人入延英殿会议，同时逮捕相关人员。三月三日，即使是上巳节休假，文宗也在延英殿召见宰相以下高级官员公布宋申锡“反状”，三月四日为国忌日，谏官集体进入延英殿为宋申申冤未果，文宗再召宰相到延英殿入议，三月五日文宗决定贬请宋申锡和处理漳王。

可以看到，从二月二十九王守澄指示属下上书，到三月五日唐文宗贬斥宋申锡并处理漳王，一共不过五六日时间，中间还有两天是假期，唐文宗通过延英决策会议机制，3次召集高级官员讨论，中间还有1次谏官集体到延英殿为宋申锡鸣冤，最终让这起重大事件得到妥善解决，平衡了禁军（宦官）、文官集团等多方诉求。

正是这种政务处理的顺畅机制，才能确保大唐帝国在面对安史之乱后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时，及时有效做出反应。

最后一种则是延英决策会议的有效补充，翰林学士召对会议。翰林学士是唐朝皇帝的智囊团，也是从科举入仕到升入高级文官的重要过渡职位，担任翰林学士的官员因为能够参谋国家大事，从而为他们将来入相奠定了基础。

翰林学士召对会议并不想延英决策会议那样正式且参与人员广泛，主要发生在皇帝和翰林学士之间，但对于补充皇帝决策有很大的意义，很多翰林学士会通过这个平台积极谏言，甚至当面顶撞皇帝。

翰林学士与皇帝的密切沟通，能够让皇帝充分听到各方面的信息，有助于做出正确决策

比如当年白居易担任翰林学士时还比较年轻，有次忍不住直接对唐宪宗说这是陛下你的错。唐宪宗听了心里很不爽，于是就把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绛找来吐槽，说白居易这小子出言不逊，必须让他“出院”，也就是不让他做翰林学士了。李绛却劝解唐宪宗说，这是白居易忠心体国，陛下把他驱逐了，别人也不敢提意见了，唐宪宗也就继续把白居易留在了院里。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翰林学士经常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有效补充了中枢决策体系。

可以看到，安史之乱之后的唐帝国不仅没有失能，反而形成了一个坚韧高效、能够及时应对帝国各种问题的中枢决策系统。正是在这个系统的引领下，大唐才能逐步恢复了安史之乱造成的致命创伤。